國會圖書館福州舊相片 Some Pictures of Old Fuzhou from Library of Congress

今旦有閒洽美國國會圖書館網站上使關鍵字"Foochow"去尋，討遘幾張有味其舊相片。 Did a quick search on Library of Congress' website using keyword "Foochow", found some interesting pictures.


五月節辰候其閩江（約1905年）。
View of the River Min at Dragon Festival (Ngô-nguŏk-cáik, 五月節), c1905. The picture was likely to be taken from Chŏng-săng (倉山) towards the north. Lots of Tanka (疍民/曲蹄) boats on the river then.

中洲島（1910-1915年左右）。當年中洲島其橋厝構造佈局何其精緻，可惜仱已經面目全非。
The island of Dṳ̆ng-ciŭ Dō̤ (中洲島) seen from the north (between ca. 1910 and ca. 1915). This shooting angle has probably been used by many photographers. But every time I see the old Dṳ̆ng-ciŭ Dō̤ from this angle, I'm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delicacy of the architectures and depres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island has lost all of its original structure.

祖先牌位（1905年）。
Ancestral tablets, c1905. The ancestral tablets (祖先牌位) are often placed in the main hall of a traditional residence or the living room of a modern apartment to commemorate the family's ancestors. Most tablets used by Foochow families today seem much simpler than these ones.

福州蜀隻陳姓（Dr. Ding）其教書先生透底未鉸過其指甲（1906年）。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 these are the finger nails which are never cut of Dr. Ding (probably 陳), a teacher in Foochow, China (c1906). Although I have known that the upper class women of older generations have long finger nails, but I have never seen such long nails.

夏詠美共福州女基督徒其相（1903年）。我好像洽George Ngu許塊看見過。
Photo of Emily Susan Hartwell, an American Congregational missionary in Foochow, with local Foochow women, c1903. I remember seeing this photo somewhere, probably from George Ngu's blog or Wikipedia.

結婚宴懸頂其樂師演奏（1905年）。
Chinese musicians playing at a wedding feast in Foochow, c1905.

一张民国时期的罗源照片

2009年时，我在南加州大学网上图书馆（USC Libraries）里的国际传教士档案里（Internet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偶然发现了这张照片，原址在这里 ，标题为Laiyuan, Fujian, China, ca. 1930，显然，单从标题上看，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Laiyuan竟是Luoyuan之误。但当我第一次见到它时，瞬间便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亲切感，仿佛似曾相识，几乎在1秒钟内，我立刻就怀疑起图书馆人员在录入资料时是否有误。在阅读了照片的描述和资料来源之后，我的怀疑愈深。

这幅照片实体的收藏者是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是艾米莉·苏珊·夏威尔女士收藏文献（Emily Susan Hartwell Papers）中的一部分，时间在1920-1937之间，照片的描述为：The town is completely enclosed by a fortified stone wall. The ramparts and gatehouses of the wall are visible. Rice paddies dominate the foreground. Mountains loom over the background. This photo is from the papers of Emily Susan Hartwell, an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missionary stationed in Foochow, Fukien from 1884.大意是：“该城完全由坚固的石墙环绕。墙体和城门楼清晰可见。前景由稻田占据。而背景则浮现重重山峦。该照片来自于由1884年起便驻于福建福州的美国公理会差会的艾米莉·苏珊·夏威尔的文献。”那么，这个艾米莉·苏珊·夏威尔究竟是谁，又凭什么鉴定这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时间呢？

实际上，这位艾米莉·苏珊·夏威尔女士是一位美国女性，她是在福州传教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夏察理（Charles Hartwell）的女儿，也在福州从事传教工作。这位夏察理先生还是位语言学者，就像那个年代在榕的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能说一口流利的福州话，不仅如此，他还参与了将《圣经新约》和三字经翻译为福州语（平话字）的工作以及第二版《福州话-英语词典》的编撰。1905年，夏察理逝世后，他的女儿艾米莉·苏珊·夏威尔留在福州继续传教工作。艾米莉·苏珊·夏威尔女士应该有一个汉文名字，但我至今没有找到。夏女士在榕期间，到过许多地方，也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如今就以艾米莉·苏珊·夏威尔女士收藏文献的名字收录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中。

让我怀疑该照片为罗源城的理由先是来自于我血脉里藏着的直觉，对罗源旧城格局的了解，以及对照片描述的合理怀疑。夏女士活动范围主要在福州一带，而福州一代并没有一个名叫Laiyuan的城镇，就算放眼全福建，也只有龙岩有一个赖源乡，但那种小乡显然不具备如此大的规模以及完备的城墙的。为了求证，我在海墘闽语论坛上将照片发布于此处：，并询问罗源籍的网友mdese，这可能是这张照片自问世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大学图书馆以外的网络上。作为户外爱好者的mdese一眼就认出背景的山脉就是罗源城南的莲花山脉，还特地从原照片的角度拍摄了一幅今日的罗源面貌照片，背景的山形完全一致，终于还这幅照片一个完美的答案：这就是罗源城！

注意到照片右下角占地颇大的建筑，应当是今日的岐阳天主教堂，但照片上的天主堂并没有今日天主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1931年岐阳天主堂被台风损毁，现今的岐阳天主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是1932年由福州教区的宋金铃主教主持重修的，也是罗源第一处钢筋混凝土建筑，那么，可以确定这幅照片的拍摄时间一定早于1931年。而考虑到照片描述中1920-1937年的时间区间，这幅照片拍摄时间应该在1920-1931年之间。至于Luoyuan-Laiyuan之误，在抄录的时候，对相关历史和地理缺乏了解的工作人员出现这种错误是很正常的。如今，这幅照片已经传到了闽语论坛之外，在罗源卡溜帮论坛上也被转载，不知道是否还转载到其他地方。我也把它上传到了维基百科上，希望日后能在编纂词条时加以利用。


最后，我还是在上图中对这幅照片里的一些景物做一些描述吧。图中标示1的是罗源城南的莲花山；标示2的地方据说是过去的灰炉厂，我估计如今的妈祖庙也在那附近；标示3的略有白顶建筑则是基督教新教教会创办的慈善机构“一善堂”；标示4的为罗源文庙旁的文昌阁，其故址就在今天的罗源县实验小学内；标示5的城门就是今天罗源北门的城头面（Siang-tau-meng）地区；而标示6则是今天的岐阳天主堂。就像当时所有的福州城邑一样，连绵的马鞍封火墙构成了罗源城美丽的天际线，城里的人们和他们喜怒哀乐的诸般故事，种种美丽，今天却已不存，让人空感悲切，唏嘘不已。另一幅图是闽语论坛上的mdese君去年在同一角度所摄的对比照片，真是物非人亦非，真不知我们摧毁了多少可以留恋的美。我常在梦境里徘徊于罗源故城，水城内的小桥过舟，盈满街巷的罗源话，抬眼可见的封火墙，这消逝的一切却在2009年的一天偶然撞见，不知冥冥中是何机缘安排。

迷雾中的1927年福州仁慈堂事件

1927年1月14日，在福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事件，即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州学生联合会宣称市区澳尾巷的天主教仁慈堂（育婴堂）有大规模杀婴的恶行，并随后引发了从福州到厦门的大规模冲击包括新教在内的各基督教会的社会风潮。80多年过去了，在绝大多数福州人脑中，对1927年的福州的了解几乎已经为零，唯独这育婴堂事件却还被一些人记起，或作为控诉“帝国主义”在华劣迹的谈资（尽管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居然是当时深陷危机的西欧穷国西班牙）。早前的《福州，1927年》一文曾经提到过当时北伐入闽的国民党新政权于1927年在半个中国推动大规模反帝运动的背景，也提及了这次事件，但对这次疑团重重仁慈堂事件，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花些笔墨讲讲，一些被扭曲了80多年的事情，总归还是要厘清的，也不至于让这么一个被妖魔化的小小仁慈堂背负那么多也许不该由它担下的罪责。

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可以从前面《福州，1927年》文中找到线索，简单的说，就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而1926年底，由于天津英租界协助北洋政府逮捕国民党人，导致南方的国民政府和英国交恶，更进一步引发了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反动20万群众占领并最终收回汉口英租界，并形成了国民党主导的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福州在1926年12月13日就被北伐军攻下，而社会各阶层的反帝运动也在福州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这便是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

再回头说说仁慈堂，这座小小的育婴堂却也有着不短的历史，它于1847年由西班牙籍的天主教神父创办于福州南门外澳尾巷中，当时的福建溺婴习惯盛行，许多贫困家庭往往将抚养不起的婴儿（主要是女婴）溺死或者抛弃。而1840年代，教禁初开，天主教会也想着手创办社会慈善事业，并扩大教会影响，收养这些弃婴这也成为仁慈堂创办的初衷。福州的天主教会长期是由西班牙籍神职人员主导的，这座仁慈堂也正是由他们所办。在随后的数十年时间内，许多来自福州、福清、长乐、连江、霞浦、宁德等地贫民家庭的婴儿被仁慈堂收养。但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所有育婴堂都免不了的事，便是猜疑和传言。几乎中国所有的教会办的育婴堂都被民间可怕的传说所笼罩，这些传说多是育婴堂拿小孩炼丹制药、秘密杀戮、或是做科学实验，尽管细节不一，但各个版本故事的梗概在大江南北却惊人的一致。给我的感觉，无非是民间拿白莲教的恐怖传说套用到基督教会育婴堂之上，就如同读《闽都别记》中白莲教的邪恶行径一般。这个故事在福州的版本则是：“教士们收容幼童不过是想将她们放在蒸笼上煮熟，用蒸出的液体制药”，“教士们常挖出儿童心肝眼睛配药，以求得长生不老。”由于教会和非信徒的百姓之间难以言喻的隔膜，这种谣传就在民间不胫而走。

在福建省档案馆资料中，这次“仁慈堂事件”的经过据说是这样的，福州西门外一个名叫陈亘的女性早就听当地坟场的墓工说育婴堂挑夫常常会挑婴尸上马鞍山来埋，而附近的乡民见到挑夫就避让，于是陈亘就在1927年1月14日清晨带领数十人在西门外荷花亭附近路上拦截仁慈堂的挑夫盘问，当场从挑夫袋中发现11具婴儿尸体，并逼问该挑夫说出其家庭三代替仁慈堂挑婴尸埋葬。随后，这些人便领着婴尸到政府部门控诉，随后就有大批群众冲击仁慈堂。据说传教士还用枪和玻璃抵抗，但最终没能挡住，而从后门逃走，到底传教士有没有用枪这事死无对证，反正冲击教堂的人没有一个伤亡的。攻入育婴堂后，群众又发现了14具婴儿尸体和几十个据说待遇恶劣的婴孩。当日就在福州城就爆发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基督教、天主教假慈善事业、惩办惨案杀婴孩凶手及赔偿生命损失”的大型运动，第二天，福州就组织了各界代表联席会并向全 国通电案情，紧接着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和闽侯县党部便联合发布《福州仁慈堂惨案经过情形》文告。随后，国民党部组织群众没收了仁慈堂，并冲击了福州所有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机构，还将澳尾巷天主教堂捣毁。而这一事件波及的不仅仅是福州，厦门也组织了“厦门各界反抗福州天主教惨杀华童委员会”，最终导致了从福州到厦门许多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的离境。仁慈堂被没收后，改为福州贫民教养院。再后面的事，不妨也说一说，就是在仁慈堂事件打击了福州各个基督教会声誉之后，是国民政府从福州的基督教会手中夺取各大学、中学教育资源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而“仁慈堂事件”就像是个前奏曲，再后来，原仁慈堂好像又被还给天主教会，而由德国的天主教会建成了德撒医院。然而，这件事还有一个更遥远的尾声，这次与国民党无关，而是共产党在1951年福州的镇反运动中，组织群众在福州西北郊马鞍山挖出据说是“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称其“万童坑”，并以此作为基督教会的罪行，将所有“虐杀中国婴孩”的外国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

好了，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的调调：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最终被眼睛雪亮的群众揭露、并被义愤填膺的群众驱逐。当然，换一个大清国百姓熟悉的调调，大概就是：洋教以邪术惑众，图谋不轨、居心叵测，假育婴堂之名残害孩童。但这背后，却有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第一就是这次事件背后非常明显的福州国民党部精心组织的痕迹，从1月14日清晨陈亘率众发现婴尸到几个小时后福州市大规模游行和冲击捣毁教会、再到第二天国民党福州市和闽侯县党部向全国通电案情，并在全省爆发冲击基督教会和驱逐教会人员的运动，这时据陈亘发现婴尸大概不过三十个小时，没有良好的组织，不可能有如此迅捷的反应和巨大的规模。

当然，事件背后国民党组织的推手仅仅会部分削弱一些报道的可靠性，但并不真正影响是否存在虐婴的事实。就虐婴来说，还是来关注几个问题：（1）仁慈堂中婴儿的待遇问题；（2）仁慈堂中婴儿死亡数量的问题；（3）所谓“万童坑”究竟如何。

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仁慈堂中儿童的生活条件大概真的很差，福建省档案馆根据群众口述记载的情况是：仁慈堂中抚养几十个存活婴儿的只有一个神经失常的女傻子和一个哑巴（实际上应该还有神父，否则按该文所述孩子们会念经，这两个人显然没能力教），孩子的年龄在1、2岁到7、8岁间，在冬天仅穿薄衫一件，并排睡觉，合盖短薄棉被一床，头脚露在外，婴儿仅食用一罐糊糊，由女傻子以竹片给婴儿们抹食。年纪大的孩子整日足不出户在仁慈堂中念经，据说没有生活经验，连猪羊都不认识。不过，这些记录的最大缺憾就来自于地方档案馆中这种在特定政治历史环境下的记录，往往是选择性的，只捡取那些能用于控诉“帝国主义或伪善教会的罪行”的部分，而缺乏一个全面的记录，这让想了解事件全部的人感到为难。从以上描述来看，如果属实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1）婴儿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缺乏营养；（2）保育者素质恶劣；（3）孩童受到有限教育，可能不是文盲（会念经），但缺乏生活知识和技能。但当时儿童的死亡率原本就很高，而且据说许多被遗弃的婴孩被送入育婴堂中时已经奄奄一息，更是降低了存活率，这样看，也可能仁慈堂内的婴儿死亡率并非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另外一点便是，和以美国和英国传教士主导的基督新教教会不同，福州的天主教会长期是以西班牙籍神职人员为主，而当时内患重重的西班牙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天主教会的财力难以匹敌新教，可以想见起育婴堂的条件不会好到哪里去。据说当时仁慈堂内有法国神父，但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详细资料，颇为遗憾，不过即使有一两个法国教士活动，也难以改变福州天主教会由西班牙神职人员主导的局面。至于究竟有没有虐婴，我想可能已是难以澄清的事情了，从地方档案馆当方面的描述来看，也许不能排除教会人员渎职、导致婴儿保育条件恶劣、死亡率高的情况发生。期冀日后能找到当时教会内人员对此的记述，以了解事情的另一面，不知道当时的福州主教宋金鈴（Francisco Aguirre）是否留下什么文字的回忆呢？至于民间流传的仁慈堂拿婴儿炼丹、做科学实验的谣传，因为过份不实，连国共两党的政宣部门也不敢拿来使用。熟悉基督教的人应该知道保守的教会（比如当时在福州活动的天主教会道明会）是大力反对堕胎的，而在中世纪连解剖尸体的科学家都要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判火刑处决的，这种谣言中荒诞不经的故事，只不过是民间对教会缺乏了解的一种反应罢了。

而对于仁慈堂中死亡婴儿的多少，地方档案中的记录有着明显的问题。该材料称仁慈堂挑夫供称“他自己也干十来年了，每月十余次,每次八九具至十余具不等,如遇虎年则加倍。”这么一算，小小仁慈堂每月死亡数超过100人，一年至少要超过1200人，而1934年福州市（鼓楼、台江、仓山三区）婴儿出生数量仅有1536人，假设1927年福州的婴儿出生率也在这个数量级，也就是说仁慈堂死亡的（还不包括存活的）婴儿数量就占到福州市区新生婴儿总量的将近一半，这可能吗？再比对
1934-1936年福州市区人口死亡数1640、3330、3410，这样的数量就更显得难以成立。而这么大量的婴儿流入仁慈堂显然不靠谱，且不用说仁慈堂是否能受得了如此多的尸体。更荒唐的就是陈亘等人所“得知”的“一段历史”：“远在满清，当地乡民险些被‘屠乡’，就因为有一个乡人发现每天早晨挑过这里的麻袋里面满满地装着婴儿的尸体！接着‘外国神父害死婴儿’的惨闻传开了。当时的天主教外国传教士立刻威胁满清地方政府，要严禁乡民不得胡乱传说，否则以‘屠乡’对付，所以当地乡民告诫子孙们再也不敢撞碰这种担子。”从清初起屡被政府屠戮的西班牙来的天主教会有能力屠乡，这种在清末中国所未见的故事，大概是这里面最大的笑话。这种漏洞百出的档案可信度有多少，大概只有记录者自己才知道了。

就像1927年的仁慈堂事件一样，“万童坑”故事的背后有着更为明显的政治推手。1951年正逢镇反运动腥风血雨之时，福州正在大规模驱逐外国传教士，好像1927年国民党利用“天主教仁慈堂事件”，连基督教新教教会的声誉也顺带打击，进而铺平了各界学生群众收回教育权运动一样，1951年的“发现万童坑”，只不过为驱逐“帝国主义传教士”又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什么是万童坑？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所谓的“万童坑”所在的福州马鞍山。马鞍山在福州西北郊，又叫“奉教山”、“曲蹄山”，叫做“奉教山”，是因为这里是从明末以来大批来福州的天主教（在福州被成为“奉教”）传教士和教徒的墓地所在，有点天主教专用墓地的意思，这里埋葬过的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西来孔子”艾儒略了。而“曲蹄山”则得名于许多在此埋葬的福州疍民，疍民是福州江河湖海中终生居住在船上的族群，在民国之前他们被视为贱民，受到不准上岸、不准科举、不准和汉人通婚的诸般歧视，被陆地汉人贬称为“曲蹄”（福州话：Kuóh-dà̤），其中福州闽江段的一些疍民就将墓地设在马鞍山。换句话说，马鞍山原本就是个大坟场。而据1990年代的福州地方志记载，“1949年前，福州市人口出生率为25‰～33‰，婴儿死亡率最高达200‰”“民国27年福州(今鼓楼、台江、仓山区)婴儿死亡率为78.8‰”这么来看这个至少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坟场里能有多少婴儿尸体呢，应该是个很大的数目，在1951年那种政治背景下，想把这些尸体全部嫁在某个教会头上，并不是件难事。

对于那段久远的历史，想来很多事实也许已经理不清了，因为混杂了太多的政治、传言和偏见，究竟哪些话能信、哪些话不能，实在难以说清，也许仁慈堂确有其责、也许政客们难辞其咎。人是有嘴的，但逝去的儿童不能开口、那个年代的有些人不敢开口、某些人开了口却不如不开口、被赶走的教士们也没机会开口了，那能开口的我们呢？在希望过去夭折的孩子们灵魂安息的同时，也希望曾经被有意无意的信口者蒙上迷雾的这一事件，能够有破雾的一天，有过者当负罪、诬人者当蒙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是不该有过多的雾霭的。

福州忠懿閩王祠匆匆行 A Visit to the King of Min Memorial Temple

還是在09年夏天，約好某日下午和GnuDoyng見面，地點就選在了福州閩王祠。因為有事耽擱，4點才從臺江十四橋附近出發，叫了輛的士，上車說：“去閩王祠”，司機：“哪里？”，我：“慶城路閩王祠，鼓樓區那邊”，司機：“慶城路？慶城路是哪里？”，我：“五四路那邊啊”，片刻，司機：“是十九中那邊嗎？那里好像有個什么廟”，我：“Bingo！”終于出發了。(左圖：閩王祠大門)




(左圖：閩王祠前庭後墻) 如今許多人連閩王祠也不認識，多少有些數典忘祖的味道，但就像我常說的那樣：這是一段在近幾十年被遺忘的歷史，即便這就是我們族群自己的歷史。盡管閩人習慣將先祖入閩的歷史追溯到晉代的八姓入閩，但在福建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次入閩移民潮還是唐末五代時的“十八姓從王”。9世紀末黃巢亂唐之後，中原陷入又一波大規模戰亂，當時光壽兩州（如今的河南固始和安徽壽縣）的兵士在王緒的帶領下，南下轉戰福建，但是由于王緒暴虐，士兵們怨聲載道，秘密擁護軍中品行良好的王潮、王審知兄弟發動兵變，囚禁王緒。王氏兄弟于是就率領兵士民人平定了福建各派勢力，統一全閩，入主閩都福州。這次跟隨王潮、王審知兄弟南下入閩的光壽兵民據說共有十八姓，這便是十八姓從王。王潮去世後，王審知繼而主政，並在909年被後梁冊封為閩王，開創了五代十國中的閩國，這也開啟了真正意義上閩族群的歷史。這個忠懿閩王祠，就是祭祀王審知的祠廟。(右圖：唐代“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

慶城路是一條不寬的街道，雖在市中心，交通也不擁擠，車進慶城路，立即就看到一座古建筑紅色的正立面，問都不用問，這就是閩王祠了。雖說王審知是五代時期的人物，這座閩王祠卻是明代所建，不過這個選址確實是選在了五代時王審知舊居故址之上。在抱怨同胞們對本族群歷史漠視的時候，我也沒忘了自己也沒有多乖，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拜訪閩王祠，即便我對它其實牽掛已久，一問家住鼓樓區的GnuDoyng，原來他也是第一次造訪這里，那么也好，大家都帶著新鮮感來參觀了。

(左圖：閩王祠正殿) 雖然掛著“閩王祠”這么威風的頭銜，但這座祠堂其實并不大，占地面積為1840平方米，福建比它更大的家族祠堂應當不在少數。閩王祠的正立面，也就是大門，采用的是福州本土祠堂常用的一種大門形式，門墻中間高、兩側低，上為兩端挑起的燕尾脊顶，三個門洞，正門大、兩儀門小，大門上方有“奉旨祀典”碑和“忠懿閩王祠”額，左右儀門上方分別書“报功”、“崇德”。進門就是前庭，整座閩王祠里最古老的物件就在前庭中，就是碑亭里的那座906年的黑色唐代“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要知道這祠堂現建筑也不過400來年歷史（1601年），而這方碑比這厝要早了將近700年。從文物價值上可以說這碑比祠貴，閩王祠中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不是這祠，而是這碑。（右圖：閩王祠內的王審知像）


(左圖：閩王祠內陳列的閩國宮殿遺物) 前庭那“紹越開疆”後墻後面就是閩王祠的主體——後庭，像所有的福州古典建筑一樣，後庭是由兩側的廂房和正面的正殿圍出一個天井的空間。今天的閩王祠，似乎並沒有祠堂的功能，而純粹是作為一座小型博物館開放的。正殿里除了正中那座王審知雕塑，其余的空間擺放的是各色有意思的文物，比如五代閩王宮建筑遺物（多是瓦當、地磚之類）、王審知妻子尚賢夫人墓志銘和“拜劍臺古跡”碑。不過在描述文物的“閩王宮建筑遺物”牌子上面，我發現了很搞笑的一個細節：吳越國的“國”字竟然被加上了引號，成了：閩亡後，吳越“國”將其拆除。在中國歷史上確確實實存在過的十國之一的吳越國竟然成了吳越“國”，天哪，不知是否是館方草木皆兵、敏感過度了。另外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在閩王祠并沒有發現福州式古典建筑典型的馬鞍形封火墻，按理說明代的建筑也該有馬頭墻吧，如果這是當時的工匠們考慮到閩王的中原出身以及其年代早于馬頭墻出現的年代，那我倒真的很佩服他們。

由于閩王祠只開放到5點，這次訪問也就匆匆結束，不過由于閩王祠確實很小，這點時間倒也足夠把它參觀得透透的了。其實相比前兩年去過的空無一人的華林寺，閩王祠還是有些游客的。也許這得益於福州市現在大小博物館一律免門票參觀的政策。我不得不說，這是市政府做的一件大好事，不但給福州的文化愛好者們更大的便利，也讓對相關知識不甚了解的民眾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和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右圖：搞笑的“吳越‘國’”)



The King of Min Memorial Temple locates at Qingcheng Road, a less busy road in urban Fuzhou. It was built for commemorate Wang Shenzhi (in Foochow: Wong Sing-di), the founder and the first king of the Kingdom of Min in the 10th century. Wang Shenzhi and his brother Wang Chao (in Foochow: Wong Dieu) were the leaders of immigrants (soldiers and civilians) from Gwangchow (光州, currently Gushi 固始 in Henan Province) and Shouzhou (寿州, currently Shouxian 寿县 in Anhui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to Fujian, to flee the exhausting wars in Central China. The Wang brothers finally united and took full control of the entire land of Min (Fujian) in 893 AD. After Wang Chao's death, Wang Shenzhi took over power and was conferred the King of Min by the emperor of Later Liang in 909. Wang Shenzhi was known as an excellent leader who developed Fujian from a poor frontier region into a highly civilized kingdom, and remembered by many ethnic Min as the Founding King of Min (開閩王).

Although Wang Shenzh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Fujian, his memorial temple is not large – only 1840 square meters (~19800 square ft), even smaller than many family temples found in this area. The temple was built on the site of the former house of Wang Shenzhi, but its current structure was rebuilt in 1601 (Ming Dynasty). Its façade (front gate) is of one typical Foochow style (Eastern Min style), which is higher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at both sides. Behind the façade is the front courtyard, where stands the most precious relic in this temple: the Bestowed Stele for the Merits of King Langya (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 given by the last Emperor of Tang Dynasty to Wang Shenzhi in 906. The inner court behind the 紹越開疆 wall has a typical traditional Foochow style layout. The main hall behind the atrium is now an exhibition room. Besides the statue of Wang Shenzhi in the middle, you can find fragment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the 10th century Min Palace and the epitaph of Wang Shenzhi’s wife. The temple is so small that you can finish it less than half an hour, but in my opinion, it is still a must-visit place in Fuzhou for those who seriously want to know the history of Fujian and ethnic Min. In some way, it is a cultural shrine to the Min people, even though many Min today have almost forgot the place.

福州，1927

1927年，福州的一段久远的记忆。那是中国历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年，翻开不同的历史书，你会看到各方对那一年迥然不同的阐述，相互矛盾，却又个个理直气壮、义正言辞，这一中国政治大环境不可避免的被投射到闽都福州，于是我们可以看见在1927年中国政治革命的汹涌大潮下，福州的各党派间明争暗斗、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此起彼伏、真话和谣言交织成难以辨清的传言、伴随着暴力和血，一起摇撼着福州这个颠簸的都市。

（左图：福州南门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北伐前的福州，是直系军阀周萌人和北洋政府海军的地盘，1926年，当北伐战争燃烧到福建境内的时候，一场政治密谋和角力也不可避免的在福州展开。就如辛亥革命中海军倒戈向革命军一方，这一次，或许是由于海军的政治倾向，抑或是由于海军审时度势、料定北军必败，国民党、共产党成功的说服福建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倒向北伐军，并协助夹击驻守福州的周萌人部将张毅的军队。被北伐军和福建海军陆战队包围在闽侯南屿的张毅直系军最终只得投降，北伐军随后在12月13日进入福州城。

战争之后，便是运动，这是贯穿中国现代史的老调子。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在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口号声中，许多人感觉过去八十多年因外战失利而损失的民族利益终要到了要收回的一天了。于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干的组织下，一场反帝运动席卷半个中国，而国民党和共产党高效的政治组织和宣传机器将在政治宣传和社会活动上表现得落后而笨拙北洋政府远远甩在后面。1927年1月，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国民党和英国撕破脸皮，发动20万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包围汉口英租界，最终力压英国、收回英租界。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将这场反帝运动推向一个高潮，引发全国性的反应，而在这场政治运动最积极的，不用猜也知道，就是学生。政治大潮之下，福建也毫不例外。在龙岩，曾在北京担任北洋曹锟政府国会议员的过贤基在群众大会上被扣留并宣布罪状、被作为“猪仔议员”、反动分子游街示众；厦门集美学校则据说是在中共团组织领导下掀起了“驱逐反动校长叶渊”的斗争，直至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叶渊、叶渊逃走；闽北的建瓯则是群众“公审反动县长、砸毁反动法院、押反动法官游街”。而在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1927年的政治风暴将会席卷社会的方方面面，教育、宗教、商业、政权，与之相关的所有人，将免不了一场动荡。

（左图：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福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传教的城市之一，基督教在福州有着很大的影响，400年来，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起的80年来，各个基督教会在福州逐渐建立了大量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等机构，其影响超出了狭隘的宗教范围，触及到了教育、医疗、社会慈善等诸多方面。尽管基督教会同其他群体有时会有小摩擦产生，但自1878年乌石山教案以来，已经长期没有大规模的政治介入基督教事业了，但一切将在1927年改变。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的思考，那就是中国民间和官方对基督教的态度。即使是在福建这片同基督教有着长期接触的土地，对于基督教，在民间也常隐伏一种难以言喻的抵触情绪。究其原因，在不同阶段或许有不同的主导，比如当今人们更容易把这一反感归结于学校的无神论教育，而在民国则可能是反帝思想的主导以及下意识的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导向，这点在晚清时期大概更直接的表现为因厌恶洋人所致的反洋教运动。但仅仅是因为紧张的对外关系导致的吗？一定不止，否则就无法解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华长期的禁教风波。一种说法是，由于缺乏了解，清代中前期官方容易将基督教（天主教）和白莲教混为一谈，认为其将威胁国家政治稳定而加以禁止；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基督教一神信仰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礼仪和信仰的冲突，从而导致非教徒的民众潜意识中对基督教的陌生感和不信任感。这种潜意识中的不信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就会演变为更激烈的冲突，甚至是暴力冲突，而一旦政治力量介入，则有可能变为官方对教会的压制。这一点，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的“主义”先行的年代表现得更为彻底。

北伐革命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但实际操作中所涉及到的问题要超过这两点，在福建，“反基督教”就成了1927年喊得很响亮的一个口号。1926年12月，北伐军刚刚进入福州，属于英国圣公会的福州北门柴井基督医院就爆发了护士、工友罢工，这大概是扣准“反帝”的主题的，但很显然，柴井医院作为一个教会医院，这一扣免不了扣到基督教的头上。如果说这次罢工的主题还是模糊的话，进入1927年1月，“非基”的主题就鲜明的亮出来了，按照福建（共青）团史里的记载：“非基”运动是全省性的，福州、厦门两地可做代表。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厦门学生就声明：“‘非基运动’是我们应做的工作”，并提出了“推倒杀人不见血的基督教”、“制止丧灭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的运动口号，还在武平进行了个“基督教侵略武平”的调查。但真正的大规模行动还是在福州，以一种（国民）党组织结合学生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

（左图：据说是作为当年仁慈堂埋婴证据的照片）第一起大规模事件想必许多福州人多少也有耳闻，那就是1927年1月14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州学生联合会破获的“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事件”。关于教会育婴堂的传说，简直是中国近代的一大都市奇谈，在猎奇心理的作用下，类似洋人育婴堂拿小孩炼丹、做实验、秘密虐杀的诡异传闻几乎成为各地非基督徒百姓茶余饭后恐怖故事的谈资。福州仁慈堂是澳尾巷中属于天主教会的育婴堂，就像中国几乎所有的教会育婴堂一样，民间一直流传着育婴堂杀婴的传说，但却无证据证实，可巧的是，正好在北伐军进入福州开展反帝和非基运动之时，虐婴事件就被揭露出来，先是1月14日清晨一名叫做陈亘的女子发现了仁慈堂挑夫挑了一麻袋11具婴儿尸体上山掩埋，当日就在福州城引发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基督教、天主教假慈善事业、惩办惨案杀婴孩凶手及赔偿生命损失”的运动，翌日福州就组织了各界代表联席会并向全国通电案情，紧接着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和闽侯县党部便联合发布《福州仁慈堂惨案经过情形》文告，组织群众冲击并捣毁教堂、没收仁慈堂，并冲击了福州所有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机构，而厦门也组织了“厦门各界反抗福州天主教惨杀华童委员会”，在短短两天时间内，一场组织良好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席卷福州，从福州到厦门，不少教职人员被迫离境，这时距离那位名叫陈亘的女性讲述她的发现的时间才不过二、三十小时，难说这背后国民党党部组织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左图：回收教育权运动后担任福建协大校长的林景润）但这仅仅是个开端，一个小小育婴堂里不明不白的“虐婴事件”显然不像革命者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倒更像是为今后国民政府在更大范围内通过群众革命运动的方式控制社会资源、尤其是基督教会手中掌握的教育资源做的铺垫。1927年1月北伐军进入福州后，就成立了“福建教育改造委员会”，准备回收教育权。在仁慈堂事件打击了福州各基督教会的社会声誉之后，国民党就不失时机的推动了回收教育权运动。先是3月24日福建协和大学（教会大学）的教员陈锡襄发起了“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在仓山麦园顶召开群众大会，指责教会办学为“文化侵略”，要求取缔教会学校。接着，福州的大规模学潮随之爆发，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回收教育权。这一运动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指导和支持，“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的总部就设在福州的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内。要知道当时福州大部分最好的中学（英华书院、格致书院、圣马可书院、文山女中、陶淑女中、华南女中）以及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都属于教会创办。由于这次运动声势浩大，各个教会学校的外籍校长都被迫离职，大部分教会中学都被改为私立，福建协大也于几年后改为私立。（右图：运动前华南女大的美籍校长卢爱德）华南女大的学生是该次运动中最不积极的，她们的学生代表拒绝了其他学校游行队伍要求华南女大学生参与游行的要求，还指责这次运动带有排外和反基督教的性质，而华南女大也是少数保持了其教会办学身份的学校，这场运动后，华南女大更换了校长，美籍校长卢爱德（Dr. Ida Belle Lewis）离开，而华籍的王世静成为校长，华南女大的教会学校身份一直维持到了1950年代。

（左图：1927年福州街头墙上张贴的的反共宣传物）如果说福州的回收教育权运动是一场相对和平的运动的话，1927年发生在福州的国共党争则显示出血腥的一面。国民党的内部角力以及国共的暗斗由来已久，北伐军初入福州，各派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实践自己的纲领。1927年1月3日，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在福州成立，蒋中正兼任主席，何应钦代理主席，不久谭曙卿掌握福建军权，方声涛筹备福州市政，共产党则更热衷于工农群众运动，于2月组织了福州第一个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大庙山的福州店员总工会），而在福州的省临时政治会议则是国共两党共同参与。两派在福州的斗争日渐激烈。先是3月8日国民党在南公园组织群众大会，到省临时政治会议进行游行示威，迫使省临时政治会议停止数名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职权，共产党随即发动反击，于翌日（3月9日）在南校场召开大会并举行大游行，控诉右派倒行逆施。当月，方声涛就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到了4月3日，国民党更是进行大规模清党运动，一举逮捕并处决了中共福州地委的几名主要负责人，破坏了福州的共产党组织。至此，国民党基本上控制了福州的政权。

1927年，也许大部分的福州人并没有切肤般的经历，但那却是这座城市值得记忆的一年，基督教的声望难以抵御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教会也渐渐淡出了福州教育的舞台，而左翼的共运人士更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从那年起，福州正式归于国民政府的旗下，可她究竟失去了多少，得到了多少，大概谁也难以说清。

羅馬天主教福州教區歷任主教 Past Ordinaries of Roman Catholic Archdiocese of Fuzhou

盡管生在天主教影響頗濃的羅源城，盡管家庭中有不少成員都是教徒，但當我到了大學、真正想要了解福州本土的天主教時，卻發現歷史資料是如此稀缺。也難怪，自1624年艾儒略來榕傳播天主教起，超過一半的時間中天主教都因禁教被迫在地下活動，以致1840年代福州開埠后，美國來榕的新教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發現這里的天主教組織竟然蒙著如此神秘的面紗，仿佛與世隔絕。即使在開埠之后，天主教的仍然不夠開放，19世紀以來，基督新教在福州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文獻記錄，豐富得讓我都要被感動，但與我最近的天主教，卻在歷史的迷霧中離我如此遙遠，我甚至不知曉地方志上提及的重要神職人員的原名究竟為何，來自何方。當然，這里面涉及到許多福州天主教歷史的東西，我以後再寫。

去年，我在搜索關于18世紀在福州殉教的白多禄的文獻時，偶然撞上了brender.eu這個德文網站（Katholische Bischofe in China），里面記錄了中華地區各教區載于歷史的歷任教長信息，終于為我理順了福州主教的年代表。我現把這些人物的信息按歷史年代排序，呈現在這里。可惜的是，網站上沒有直接列出這些人物屬于哪個修會，我只能從其他渠道獲得信息并補充進來。福州教區最早是於1680年由天主教科欽代牧區分設的天主教福建代牧區，到了1883年福建代牧區南北分治後，福州成為福建北境代牧區主教堂所在地（福州澳尾巷天主堂），1923年以後，福建北境代牧區又進一步分片，福州為福州代牧區之所在，1946年升格為福州總教區，本文所列的主教即歷史上的福建代牧區、福建北境代牧區、福州代牧區和福州總教區的歷任主教。由于我本人天主教知識的匱乏，加之原網站上的文字都是以拉丁文記錄的，因而若在宗教名詞、包括神職名稱的翻譯上有錯誤的話，希望能夠得到原諒和指正。

Established for 320 years, the Roman Catholic Archdiocese of Foochow (Fuzhou) remains somewhat mysterious to me, even though I was born in the catholic influenced town of Luoyuan(Lo-nguong) in northern Fuzhou and many of my family members are catholic. This is partly due to the fact that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Fuzhou was banned many times in history and remained underground for over half of the tim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1680. Even after the relegalization of catholicism in 1842, the catholic church of Foochow was still much less open and active, compared to their newly arrived protestant counterpart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Roman Catholic Archdiocese of Foochow had been dominated by Spanish Dominican missionaries for a long time, thus most documents on Foochow catholicism were written in Spanish - a language I'm incapable of reading. Therefore, whil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left rich archives on protestant churches in Fuzhou, as well as precious documents and photographs on almost every aspect of this land, there is only very limited information from their catholic collegues, at least as it appears to me. Since the 1950's, the Roman Catholic Archdiocese of Fuzhou has seen the eviction of foreign missionaries, the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breaking up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to an underground church (faithful to the Holy See) and a patriotic church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makes the history of Fuzhou catholicism unclear to most Foochowese people, even to most catholic in Fuzhou.

My effort here is to present Foochow catholic ordinaries in the past 300 years with brief introductions about each bishop (archbishop). The Archdiocese of Fuzhou was Apostolic Vicariate of Fujian (Fo-kien) before 1883, and Apostolic Vicariate of Northern Fo-kien between 1883 and 1923, and Apostolic Vicariate of Fuzhou between 1923 and 1946. I hope this article can give Foochowese catholic and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Roman catholicism in Fuzhou a general idea of the history of Foochow catholicism.

第1任主教(1680-1684)：方濟各·巴廬，漢名又叫陸方濟（François Pallu, 1626.8.31-1683.10.29），法國人，1626年8月31日生于法國圖爾，屬于巴黎外方傳教會，他同時也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創始人之一。陸方濟於1658年起在越南東京（北圻）任天主教神職人員，1680年4月15日成為福建教區（福州）主教,1684年10月29日逝世於福安穆陽。
The 1st bishop (1680-1684): François Pallu (Chinese name:陸方濟, 1626.8.31-1683.10.29), a French missionary of the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 He died in Moyang, Fu'an, Fujian (I believe the statement in English wikipedia that Pallu died in Muyang, Jiangsu 江苏沭阳 is wrong).

第2任主教（1684-1687）：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1644.5.8-1721.12.21），義大利人，1644年5月8日生于義大利威尼斯，屬于方濟會，1680年-1684年擔任福建教區（福州）助理主教，1684年10月29日被選為福建教區（福州）主教，1687年離任，1690年又到北京郊區任職，1721年逝於山東臨清。
The 2nd bishop (1684-1687): Bernardino Della Chiesa (伊大任, 1644.5.8-1721.12.21), an Italian Franciscan who later left for Beijing.

第3任主教（1687）：萬濟國（又名華羅、圭勞，Francisco Varo，1627.10.21-1687），西班牙人，1627年10月21日生於西班牙塞維利亞，1687年1月25日成為福建教區主教，同年被明朝逮捕并處死。萬濟國主教應是福建教區第一任道明會（多明我會）主教。
The 3rd bishop (1687): Francisco Varo (萬濟國, 1627.10.21-1687), a Spanish Dominican who was executed by the Chinese Ming government during the ban of catholicism.

第4任主教（1687-1708）：顏璫（Charles Maigrot，1652-1730.2.28），法國人，1652年生于法國巴黎，屬于巴黎外方傳教會。他於1687年2月5日成為福建教區主教，1708年離任，1730年2月28日逝世。顏璫主教正是“禮儀之爭”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於1693年在福州長樂發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的禁令，羅馬教廷隨后於1704年正式禁止教徒祭祖祭孔，而教廷也將福建教區的管理權交給了道明會，迫使耶穌會離開福建，福建教區從此進入了道明會和西班牙籍神職人員壟斷的時代。有的資料記載這一移交事件發生于1707年。顏璫主教會說閩語（這里的閩語也許僅限于閩東語），不會說官話（北方漢語）。
The 4th bishop (1687-1708): Charles Maigrot (顏璫, 1652-1730.2.28), a French missionary of the 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Maigrot strongly advocated the banning of Chinese Rites among Chinese catholic, which led to the breakup of China – Holy See relation and the following banning of Christianity and persecution of Chinese Christians. He could speak Min language (probably Eastern Min), but not Mandarin.

第5任主教（1718-1732）：馬熹諾（馬晉·溫達羅，Magino Ventallol，1647.3.26-1732.1.3)，西班牙人，1647年3月26日生于西班牙巴塞羅那，屬于道明會，1718年12月3日成為福建教區主教，有人稱他是福建教區首任道明會主教，但從史料上來看，萬濟國（圭勞）主教才應是第一位。1732年，馬熹諾主教逝世於廣東。
The 5th bishop (1718-1732): Magino Ventallol (馬熹諾, 1647.3.26-1732.1.3), a Spanish Dominican who later died in Canton (Guangdong).

第6任主教（1732-1747）：聖白多祿（San Pedro Sanz y Jordá，1680.9.2-1747.5.26），西班牙人，1680年9月2日生于西班牙塔拉戈納的亞斯谷，屬于道明會，他於1728年成為福建教區助理主教，1732年1月3日成為福建教區主教，後來在禁教風波中被捕，1747年5月26日在福州被清朝處決。2000年，他被若望保羅二世教宗封聖。白多祿在閩東一帶是個傳奇式的人物，在當地天主教徒當中享有盛譽，至今仍有許多關于白主教為善的軼事和聖跡流傳。
The 6th bishop (1732-1747): San Pedro Sanz y Jordá (聖白多祿, 1680.9.2-1747.5.26), a Spanish Dominican. He is a martyr, and may be the most famous bishop in Eastern Fujian (Fuzhou and Ningde), who was executed in Fuzhou by the Chinese Qing government for his underground missionary work. He is still a popular figure among local catholic.

第7任主教（1747-1748）：聖德方濟（Francisco Serrano Frías，1695.12.4-1748.9.28），西班牙人，1695年12月4日生于西班牙加的斯，屬于道明會，1745年9月22日起擔任福建教區助理主教，1747年5月26日白多祿被殺害後擔任主教，他也沒能逃過禁教風波，於1748年9月28日被清政府處決於福州。他於1893年被封聖。
The 7th bishop (1747-1748): Francisco Serrano Frías (聖德方濟, 1695.12.4-1748.9.28), a Spanish Dominican martyr who was also persecuted and execut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第8任主教（1753-1778）：黃方濟各（又名巴方濟，Francisco Pallas y Faro，1706.12.3-1778.3.6），西班牙人，1706年12月3日生于西班牙薩莫拉省的伯納門特(Benavente)，屬于道明會，1753年6月11日被任命為福建教區主教，1778年逝世於溪前（Ke-sen，今溪填）。他曾寫過有關中國的文獻書籍。
The 8th bishop (1753-1778): Francisco Pallas y Faro (黃方濟各/巴方濟, 1706.12.3-1778.3.6), a Spanish Dominican who died in Ke-sen, Fu'an (福安溪前, today's 溪填).

第9任主教（1781-1812）：高若瑟(Jose Calvo, 1739-1812.10.15)，西班牙人，1739年生於西班牙巴倫西亞，屬于道明會，1781年2月16日被選為福建主教，1812年逝世於寧德附近的海島Ciu-suei, Tap-san.他在閩傳教長達42年之久。
The 9th bishop (1781-1812): Jose Calvo (高若瑟, 1739-1812.10.15), a Spanish Dominican who worked in Fujian for 42 years and died in Ciu-suei, Tap-san near Ningde.

第10任主教（1812-1841）：羅羅各（又名嘉俾納，Roque José Carpegna Díaz，1760.8.18-1845.12.30），西班牙人，1769年生於西班牙卡塔赫納，屬于道明會，1801年起任福建教區助理主教，1812年10月15日起任主教，1845年逝世於頂頭（Tingtao）。據說他精通中國文化。和他同時期的助理主教（1818-1829）是西班牙巴塞羅那人林查拉（Tomás Sála，1776.12.26-1829.10.1），他在溪引創立了十字架修道院并教授神學，還寫過倫理神學的書籍，他於1829年逝世於溪前（Ke-sen，即今福安溪填）。
The 10th bishop (1812-1841): Roque José Carpegna Díaz (羅羅各, 1760.8.18-1845.12.30), a Spanish Dominican who was expertise in Chinese culture and died in Tingtao, Fu'an (福安頂頭). Tomás Sála (林查拉), also a Spanish Dominican, was the coadjutor during that time.

第11任主教（1841-1883）：高彌額（亦名高德隆，Miguel Calderon,1803.12.4-1883.2.14），西班牙人，1803年生於西班牙奧維耶多，屬于道明會，1831年接替逝世的林查拉擔任福建教區助理主教，1841年則接任主教職務，1883年逝世於Le-in（懷疑是溪引Ke-in被誤作Le-in）。高彌額在主教任內經歷了福建天主教活動重新合法化（公開化）的歷史事件，他曾度過1836-1839年的教難，之後沒過幾年，福州就開埠了，於是他又著手推動教區內的現代化。高彌額主教在教會內具有相當的威信。他同時期的助理主教有1842-44年間道明會的西班牙聖菲略‧撒賽拉（San Feliú de Saserra）人多馬斯‧巴敵亞（Thomas Badia），1848-65年間的西班牙哈恩（Jaen）人Justo Alfonso Aguilar，1866-67年間的西班牙赫羅納(Gerona)人Vincent Ferrér Carreras，以及1868-83年間著名的道明會義大利籍神父李宏治。
The 11th bishop (1841-1883): Miguel Calderon (高彌額, 1803.12.4-1883.2.14), a Spanish Dominican. He experienced the relegalization of Roman Catholicism in Fuzhou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The coadjutors at his time were Thomas Badia (1842-1844, Spanish Dominican), Justo Alfonso Aguilar (1848-1865, Spanish Dominican), Vincent Ferrér Carreras (1866-1867, Spanish Dominican) and an Italian Dominican Tommaso Maria Gentili (1868-1883).

李宏治（又名李玛素、李玛笃、陳砥礪，Tommaso Maria Gentili，1828.2.14-1888.8.30）1828年出生於義大利阿布魯佐的基耶蒂，在福州開埠後來閩，在福州倉山菖蒲墩向處于福州社會最底層的疍民傳教，由于疍民終身居船，李宏治也隨他們泛舟傳教，福州疍民天主教徒人數迅速增長。他的義大利文名Gentili和福州語中的“宏志李”的發音Hengdeli頗接近，這大概是他漢文名的來由吧。李宏治在福州留下的最著名的遺產應該就是泛船浦天主堂了，這座也許是福州最著名的教堂是1868年由李宏治主教修建的，現在則成為了天主教福州教區的總堂及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據1998年版《福州市志》記載，1883年，天主教福建代牧區實行南北分立，天主教福建北境代牧區駐福州，李宏治成為首任主教，但由于教會由西班牙籍神職人員把持，作為義大利人的李宏治最終在任職僅幾個月後便遭排擠、辭職離開。但www.brender.eu和www.gcatholic.com兩個網站上都沒有李宏治任主教的記錄，所以我還是沒有把他算在主教名單之中。
Tommaso Maria Gentili (李宏治, or李玛素, 李玛笃,陳砥礪), an Italian Dominican. He was another famous catholic missionary in Fuzhou, who converted many Foochow Tanka people (福州疍民), who were discriminated as the low caste in traditional Fuzhou society, to Christianity. He also built the famous Cathedral of St. Dominic in Fanchuanpu (泛船浦天主堂) in 1868, which is now the seat of Roman Catholic Archdiocese of Fuzhou. A chorograph of Fuzhou says that Gentili became the first bishop when the new Apostolic Vicariate of Northern Fo-kien was established in Fuzhou. But as an Italian in this Spanish dominated church, he was later isolated and expelled by his Spanish collegues.

第12任主教（1884-1911）：蘇瑪素（Salvador Masót y Gómez，1845.11.18-1911.3.17），西班牙人，1845年生於萊里達的阿爾菲斯（Alfés），屬于道明會，他於1884年6月20日成為福建教區主教，任內主持修建了福州定遠橋天主堂（今天主教西門教堂）、澳尾巷聖若瑟大修院。他於1911年逝世於西班牙巴倫西亞。
The 12th bishop (1884-1911): Salvador Masót y Gómez (蘇瑪素, 1845.11.18-1911.3.17), a Spanish Dominican.

第13任主教（1911-1941）：宋金鈴（Francisco Aguirre，1863.2.22-1941.6.13），西班牙人，1863年生於西班牙吉普斯格瓦省的艾奎巴爾（Elgoibar，Guipúzcoa），屬于道明會，他於1911年成為福州教區主教，他在任內推動了天主教辦醫院和育嬰堂等慈善機構的發展，這一時期，德國籍和美國籍的天主教道明會修士也加入其中。關于宋金鈴我還要提到的是，羅源城關的岐陽天主教堂在1931年被臺風毀壞，正是宋金鈴在1932年重修了該教堂，使之成為羅源第一座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建筑。1941年，宋金鈴主教在福州去世。
The 13th bishop (1911-1941): Francisco Aguirre (宋金鈴, 1863.2.22-1941.6.13), a Spanish Dominican. He founded charities in Fuzhou. In 1932, he also helped rebuild the Qiyang Catholic Church in my hometown Luoyuan into the first concrete structure in town, after the former church was destroyed in a typhoon in 1931. He died in Fuzhou in 1941.

第14任主教（1946-1980）：趙炳文（Theodore Labrador Fraile，1888.11.11-1980.5.6），西班牙人，1888年生於西班牙萊昂省的Buenavista，屬于道明會。趙炳文主教幾乎可以說是羅馬天主教福州教區最後一任正式主教。1932年，他還於寧德三都澳創立了中華道明修女會。1946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建立聖統制，福州從宗座代牧區升為總教區，趙炳文成為總主教。僅僅3年之後，中國大陸易手，1951年，趙炳文在被監禁之後，最終被共產主義中國政府驅逐回西班牙，而此前他召開會議指定鄭長誠作為福州教區代理主教。1973年，趙炳文主教被修女們接到台灣，最終於1980年病逝台灣。
The 14th bishop and the 1st archbishop of Fuzhou (1946-1980): Theodore Labrador Fraile (趙炳文, 1888.11.11-1980.5.6), a Spanish Dominican. Because he was evic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1951, he was actually the last archbishop of Fuzhou directly appointed by the Holy See. He was the founder of Chinese Dominican Sisters in Sanduao, Ningde (寧德三都澳) in 1932. He later left Spain for Taiwan in 1973 and died there in 1980.

福州琉球馆之访

2009年暑假回闽的时候，闽语论坛上的几个朋友商议聚会，在榕城逛街访古是主题。一些核心地带，比如三坊七巷、文庙之类，虽然大家都去过N次，却也不能免俗的再次造访。但有一个地方我慕名已久，一提出来，居然没有人曾去过，连在博物馆系统工作的C君也不晓得在哪里。是的，这是福州城里又一处被绝大多数人遗忘的建筑，尽管它曾经头顶“中国唯一”的光环而辉煌过，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几乎所有人已将它遗忘，但由于它本身太过重要的历史价值，居然也逃过了福州城这半个世纪来的文化毁灭风潮，而作为文物幸存下来。如今，它静静的藏在台江区闹市中无名的小小琯后街里无人问津，以至于我要像寻宝一样在这个水泥丛林中将它发现————福州琉球馆。

明朝时，朝廷实行锁国政策，福州是中国唯一的对琉球开放港口。虽然琉球仅仅是个很小的市场，但由于明朝锁国政策严重遏制了日本、东南亚與明朝的贸易，琉球实际上成为了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與明朝贸易的中介，而琉球和明朝交易的地点，被严格限制在了福州一地。成化八年（1472年），明朝在福州城水部门外的河口地区设立了怀远驿，专门用于接待琉球国使臣和商人，并负责存储琉球的贡品和商品，到了万历年间，怀远驿被改名为柔远驿，以区别于广州的怀远驿，而它的俗称就是琉球馆。到了清代，中琉贸易恢复后，清廷又对琉球馆进行了修缮和扩建。其全盛期的面积达到了6000平方米。除了贸易和朝贡，琉球馆还成为了许多琉球留学生求学的地方，他们在此师从福州的儒者，琉球国所习的带有浓重福州语元素的官话，大概就是从这里传播往琉球的吧。1875年琉球被日本合并后，琉球馆日渐衰落，馆舍被逐步侵蚀，直到20世纪末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并被辟为福州对外友好关系史博物馆。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独一无二的馆驿，却淹没在现代台江参差不齐的钢筋水泥中，当我们一路打听一路摸索着进到琯后街里，大概走了几百米，就看见了小巷中的一块开阔地和它后面的那座典型的福州建筑：白色的马头墙、带雨披的门首和门首上“柔远驿”的牌匾——这条巷子中唯一一座完好的福州式建筑，周边的古厝早就被蚕食成了福州人司空见惯的大杂院。后来才想到，这“琯后街”和附近的“琯前街”的街名大概就来自与这个琉球馆吧。来到琉球馆门口时，俨然发现它大门紧闭。亏得C君是博物馆系统的，敲门说我们是本系统的要来参观，里面两位女工作人员这才探出头来，没底气的说：“我们今天没接到上级通知啊……”咳，我们只是自己来参观的，希望没吓到她们。

今天的琉球馆，只能用一个“小”字来形容，和清代鼎盛期的6000平方米不可同日而语（据说现在仅剩600平方米），甚至比大部分能见到的福州古民居都要小许多，仅有一进，天井两侧是书院（即廊庑），作为博物馆的办公室使用，过了厅堂，就是后墙，勉强围出了个迷你天井（连半个天井都不算，因为两侧没有书院），倒是其中布置的假山盆栽把狭小的空间点缀的赏心悦目。与一般福州民居不同的是，琉球馆的厅堂非常的高，明显可以看见两侧正房的二层阁楼要比一般老厝高许多，老实说，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的正房阁楼，也算是开了眼了。厅堂两侧的两层正房被开辟为博物馆展厅，不仅展出福州和琉球交流史的文物，也有福州和其他国家文化交流的陈列。上阁楼一看，阁楼果然不像其它老厝般低矮狭促，里面的展出文物中居然连闽国时期番国舶来的玻璃碗碎片都有，还有从福州各处搜集来的客死福州的琉球人墓碑。房子和展品是挺有意思，只是时值盛夏，福州市区气温在3、40摄氏度，琉球馆阁楼上也没空调，简直像个闷锅，不晓得几百年前的琉球人是怎么度过这炎炎夏日的……


琉球馆厅堂两侧的正房比一般的福州式民居显得要高些。


厅堂上方的“海不扬波”匾额寄托了渡海而来的琉球人希冀航行平安的愿望。


厅后的假山也许是近年建造的？


阁楼内部陈列。


清末或民初福州水部门外河口地区（琉球馆附近）照片


福州琉球馆（柔远驿），暨福州对外友好关系史博物馆
*地址：福建福州台江区琯后街40号
*建筑年代：清代（17世纪）重修
*建筑形式：传统福州式（闽东式）建筑
*面积：约600平方米，一进院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