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chow,1900

Tuesday, March 16, 2010

福州,1927

1927年,福州的一段久远的记忆。那是中国历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年,翻开不同的历史书,你会看到各方对那一年迥然不同的阐述,相互矛盾,却又个个理直气壮、义正言辞,这一中国政治大环境不可避免的被投射到闽都福州,于是我们可以看见在1927年中国政治革命的汹涌大潮下,福州的各党派间明争暗斗、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此起彼伏、真话和谣言交织成难以辨清的传言、伴随着暴力和血,一起摇撼着福州这个颠簸的都市。

(左图:福州南门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北伐前的福州,是直系军阀周萌人和北洋政府海军的地盘,1926年,当北伐战争燃烧到福建境内的时候,一场政治密谋和角力也不可避免的在福州展开。就如辛亥革命中海军倒戈向革命军一方,这一次,或许是由于海军的政治倾向,抑或是由于海军审时度势、料定北军必败,国民党、共产党成功的说服福建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倒向北伐军,并协助夹击驻守福州的周萌人部将张毅的军队。被北伐军和福建海军陆战队包围在闽侯南屿的张毅直系军最终只得投降,北伐军随后在12月13日进入福州城。

战争之后,便是运动,这是贯穿中国现代史的老调子。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在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口号声中,许多人感觉过去八十多年因外战失利而损失的民族利益终要到了要收回的一天了。于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干的组织下,一场反帝运动席卷半个中国,而国民党和共产党高效的政治组织和宣传机器将在政治宣传和社会活动上表现得落后而笨拙北洋政府远远甩在后面。1927年1月,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国民党和英国撕破脸皮,发动20万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包围汉口英租界,最终力压英国、收回英租界。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将这场反帝运动推向一个高潮,引发全国性的反应,而在这场政治运动最积极的,不用猜也知道,就是学生。政治大潮之下,福建也毫不例外。在龙岩,曾在北京担任北洋曹锟政府国会议员的过贤基在群众大会上被扣留并宣布罪状、被作为“猪仔议员”、反动分子游街示众;厦门集美学校则据说是在中共团组织领导下掀起了“驱逐反动校长叶渊”的斗争,直至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叶渊、叶渊逃走;闽北的建瓯则是群众“公审反动县长、砸毁反动法院、押反动法官游街”。而在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1927年的政治风暴将会席卷社会的方方面面,教育、宗教、商业、政权,与之相关的所有人,将免不了一场动荡。

(左图: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福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传教的城市之一,基督教在福州有着很大的影响,400年来,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起的80年来,各个基督教会在福州逐渐建立了大量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等机构,其影响超出了狭隘的宗教范围,触及到了教育、医疗、社会慈善等诸多方面。尽管基督教会同其他群体有时会有小摩擦产生,但自1878年乌石山教案以来,已经长期没有大规模的政治介入基督教事业了,但一切将在1927年改变。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的思考,那就是中国民间和官方对基督教的态度。即使是在福建这片同基督教有着长期接触的土地,对于基督教,在民间也常隐伏一种难以言喻的抵触情绪。究其原因,在不同阶段或许有不同的主导,比如当今人们更容易把这一反感归结于学校的无神论教育,而在民国则可能是反帝思想的主导以及下意识的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导向,这点在晚清时期大概更直接的表现为因厌恶洋人所致的反洋教运动。但仅仅是因为紧张的对外关系导致的吗?一定不止,否则就无法解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华长期的禁教风波。一种说法是,由于缺乏了解,清代中前期官方容易将基督教(天主教)和白莲教混为一谈,认为其将威胁国家政治稳定而加以禁止;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基督教一神信仰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礼仪和信仰的冲突,从而导致非教徒的民众潜意识中对基督教的陌生感和不信任感。这种潜意识中的不信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就会演变为更激烈的冲突,甚至是暴力冲突,而一旦政治力量介入,则有可能变为官方对教会的压制。这一点,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的“主义”先行的年代表现得更为彻底。

北伐革命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但实际操作中所涉及到的问题要超过这两点,在福建,“反基督教”就成了1927年喊得很响亮的一个口号。1926年12月,北伐军刚刚进入福州,属于英国圣公会的福州北门柴井基督医院就爆发了护士、工友罢工,这大概是扣准“反帝”的主题的,但很显然,柴井医院作为一个教会医院,这一扣免不了扣到基督教的头上。如果说这次罢工的主题还是模糊的话,进入1927年1月,“非基”的主题就鲜明的亮出来了,按照福建(共青)团史里的记载:“非基”运动是全省性的,福州、厦门两地可做代表。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厦门学生就声明:“‘非基运动’是我们应做的工作”,并提出了“推倒杀人不见血的基督教”、“制止丧灭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的运动口号,还在武平进行了个“基督教侵略武平”的调查。但真正的大规模行动还是在福州,以一种(国民)党组织结合学生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

(左图:据说是作为当年仁慈堂埋婴证据的照片)第一起大规模事件想必许多福州人多少也有耳闻,那就是1927年1月14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州学生联合会破获的“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事件”。关于教会育婴堂的传说,简直是中国近代的一大都市奇谈,在猎奇心理的作用下,类似洋人育婴堂拿小孩炼丹、做实验、秘密虐杀的诡异传闻几乎成为各地非基督徒百姓茶余饭后恐怖故事的谈资。福州仁慈堂是澳尾巷中属于天主教会的育婴堂,就像中国几乎所有的教会育婴堂一样,民间一直流传着育婴堂杀婴的传说,但却无证据证实,可巧的是,正好在北伐军进入福州开展反帝和非基运动之时,虐婴事件就被揭露出来,先是1月14日清晨一名叫做陈亘的女子发现了仁慈堂挑夫挑了一麻袋11具婴儿尸体上山掩埋,当日就在福州城引发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基督教、天主教假慈善事业、惩办惨案杀婴孩凶手及赔偿生命损失”的运动,翌日福州就组织了各界代表联席会并向全国通电案情,紧接着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和闽侯县党部便联合发布《福州仁慈堂惨案经过情形》文告,组织群众冲击并捣毁教堂、没收仁慈堂,并冲击了福州所有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机构,而厦门也组织了“厦门各界反抗福州天主教惨杀华童委员会”,在短短两天时间内,一场组织良好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席卷福州,从福州到厦门,不少教职人员被迫离境,这时距离那位名叫陈亘的女性讲述她的发现的时间才不过二、三十小时,难说这背后国民党党部组织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左图:回收教育权运动后担任福建协大校长的林景润)但这仅仅是个开端,一个小小育婴堂里不明不白的“虐婴事件”显然不像革命者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倒更像是为今后国民政府在更大范围内通过群众革命运动的方式控制社会资源、尤其是基督教会手中掌握的教育资源做的铺垫。1927年1月北伐军进入福州后,就成立了“福建教育改造委员会”,准备回收教育权。在仁慈堂事件打击了福州各基督教会的社会声誉之后,国民党就不失时机的推动了回收教育权运动。先是3月24日福建协和大学(教会大学)的教员陈锡襄发起了“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在仓山麦园顶召开群众大会,指责教会办学为“文化侵略”,要求取缔教会学校。接着,福州的大规模学潮随之爆发,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回收教育权。这一运动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指导和支持,“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的总部就设在福州的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内。要知道当时福州大部分最好的中学(英华书院、格致书院、圣马可书院、文山女中、陶淑女中、华南女中)以及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都属于教会创办。由于这次运动声势浩大,各个教会学校的外籍校长都被迫离职,大部分教会中学都被改为私立,福建协大也于几年后改为私立。(右图:运动前华南女大的美籍校长卢爱德)华南女大的学生是该次运动中最不积极的,她们的学生代表拒绝了其他学校游行队伍要求华南女大学生参与游行的要求,还指责这次运动带有排外和反基督教的性质,而华南女大也是少数保持了其教会办学身份的学校,这场运动后,华南女大更换了校长,美籍校长卢爱德(Dr. Ida Belle Lewis)离开,而华籍的王世静成为校长,华南女大的教会学校身份一直维持到了1950年代。

(左图:1927年福州街头墙上张贴的的反共宣传物)如果说福州的回收教育权运动是一场相对和平的运动的话,1927年发生在福州的国共党争则显示出血腥的一面。国民党的内部角力以及国共的暗斗由来已久,北伐军初入福州,各派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实践自己的纲领。1927年1月3日,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在福州成立,蒋中正兼任主席,何应钦代理主席,不久谭曙卿掌握福建军权,方声涛筹备福州市政,共产党则更热衷于工农群众运动,于2月组织了福州第一个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大庙山的福州店员总工会),而在福州的省临时政治会议则是国共两党共同参与。两派在福州的斗争日渐激烈。先是3月8日国民党在南公园组织群众大会,到省临时政治会议进行游行示威,迫使省临时政治会议停止数名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职权,共产党随即发动反击,于翌日(3月9日)在南校场召开大会并举行大游行,控诉右派倒行逆施。当月,方声涛就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到了4月3日,国民党更是进行大规模清党运动,一举逮捕并处决了中共福州地委的几名主要负责人,破坏了福州的共产党组织。至此,国民党基本上控制了福州的政权。

1927年,也许大部分的福州人并没有切肤般的经历,但那却是这座城市值得记忆的一年,基督教的声望难以抵御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教会也渐渐淡出了福州教育的舞台,而左翼的共运人士更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从那年起,福州正式归于国民政府的旗下,可她究竟失去了多少,得到了多少,大概谁也难以说清。

4 comments:

GnuDoyng said...

看了这文章,我在想是不是育婴堂可能真的发生过虐婴事件呢?我以前也曾天真的想过,国民党时代是不是福州的基督教已经获得了相关程度的官方认可,后来接触到收回教育权等史料后发现,可能那时候的反基运动可能比现在更剧烈,社会对基督教的偏见可能更大。国民党做的一件看起来比共产党好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会去干涉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抑或要归因于他们没有能力干涉),但随着深入阅读宋尚节的日记我发现,允许外国人在中国自由传教并控制教会大权从长远看真的不是件好事,因为很多外国人本身就是新派、不信派异端,另外他们生活相当奢华腐化,完全背离了清末初抵福州的那些新教开拓者的精神。宋尚节的日记里就不指名地提到福州某教士不顾救人救世,只思在福州倒卖茶叶的事情。历史是很复杂的,我们真是难以参透。

Hung-Nguong said...

我也不确定,没有确凿的证据的话(恐怕现在已经很难了解到事实了),谁也不敢断言有没有。但起码故意虐婴是不太可能的,坊间流传的什么拿小孩做实验更是无稽之谈(中世纪保守的天主教连解剖尸体的人都要上火刑柱),不过因为条件恶劣致死婴儿还是可能发生的。1920年代时婴儿死亡率本来就很高,而且当时很多被遗弃的女婴本来就奄奄一息了,进入育婴堂后存活率也很低,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吧。至于传教士,他们本来就是人,虽然身负上帝的使命,还是可能堕落于世俗的恶迹。我只想尽可能对此多一些了解,少一些扭曲。

Hung-Nguong said...

至于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对共产主义、基督教和欧美的态度也是分歧很大。KMT要干涉传教并非没能力,只不过可能(1)因为没有利益冲突,不愿过多干涉,(2)权衡利弊之后,不想因宗教问题和欧美国家发生摩擦。

Wang Bin said...

當時反共救國是國民政府的義務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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