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chow,1900

Monday, March 29, 2010

迷雾中的1927年福州仁慈堂事件

1927年1月14日,在福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事件,即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州学生联合会宣称市区澳尾巷的天主教仁慈堂(育婴堂)有大规模杀婴的恶行,并随后引发了从福州到厦门的大规模冲击包括新教在内的各基督教会的社会风潮。80多年过去了,在绝大多数福州人脑中,对1927年的福州的了解几乎已经为零,唯独这育婴堂事件却还被一些人记起,或作为控诉“帝国主义”在华劣迹的谈资(尽管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居然是当时深陷危机的西欧穷国西班牙)。早前的《福州,1927年》一文曾经提到过当时北伐入闽的国民党新政权于1927年在半个中国推动大规模反帝运动的背景,也提及了这次事件,但对这次疑团重重仁慈堂事件,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花些笔墨讲讲,一些被扭曲了80多年的事情,总归还是要厘清的,也不至于让这么一个被妖魔化的小小仁慈堂背负那么多也许不该由它担下的罪责。

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可以从前面《福州,1927年》文中找到线索,简单的说,就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而1926年底,由于天津英租界协助北洋政府逮捕国民党人,导致南方的国民政府和英国交恶,更进一步引发了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反动20万群众占领并最终收回汉口英租界,并形成了国民党主导的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福州在1926年12月13日就被北伐军攻下,而社会各阶层的反帝运动也在福州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这便是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

再回头说说仁慈堂,这座小小的育婴堂却也有着不短的历史,它于1847年由西班牙籍的天主教神父创办于福州南门外澳尾巷中,当时的福建溺婴习惯盛行,许多贫困家庭往往将抚养不起的婴儿(主要是女婴)溺死或者抛弃。而1840年代,教禁初开,天主教会也想着手创办社会慈善事业,并扩大教会影响,收养这些弃婴这也成为仁慈堂创办的初衷。福州的天主教会长期是由西班牙籍神职人员主导的,这座仁慈堂也正是由他们所办。在随后的数十年时间内,许多来自福州、福清、长乐、连江、霞浦、宁德等地贫民家庭的婴儿被仁慈堂收养。但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所有育婴堂都免不了的事,便是猜疑和传言。几乎中国所有的教会办的育婴堂都被民间可怕的传说所笼罩,这些传说多是育婴堂拿小孩炼丹制药、秘密杀戮、或是做科学实验,尽管细节不一,但各个版本故事的梗概在大江南北却惊人的一致。给我的感觉,无非是民间拿白莲教的恐怖传说套用到基督教会育婴堂之上,就如同读《闽都别记》中白莲教的邪恶行径一般。这个故事在福州的版本则是:“教士们收容幼童不过是想将她们放在蒸笼上煮熟,用蒸出的液体制药”,“教士们常挖出儿童心肝眼睛配药,以求得长生不老。”由于教会和非信徒的百姓之间难以言喻的隔膜,这种谣传就在民间不胫而走。

福建省档案馆资料中,这次“仁慈堂事件”的经过据说是这样的,福州西门外一个名叫陈亘的女性早就听当地坟场的墓工说育婴堂挑夫常常会挑婴尸上马鞍山来埋,而附近的乡民见到挑夫就避让,于是陈亘就在1927年1月14日清晨带领数十人在西门外荷花亭附近路上拦截仁慈堂的挑夫盘问,当场从挑夫袋中发现11具婴儿尸体,并逼问该挑夫说出其家庭三代替仁慈堂挑婴尸埋葬。随后,这些人便领着婴尸到政府部门控诉,随后就有大批群众冲击仁慈堂。据说传教士还用枪和玻璃抵抗,但最终没能挡住,而从后门逃走,到底传教士有没有用枪这事死无对证,反正冲击教堂的人没有一个伤亡的。攻入育婴堂后,群众又发现了14具婴儿尸体和几十个据说待遇恶劣的婴孩。当日就在福州城就爆发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基督教、天主教假慈善事业、惩办惨案杀婴孩凶手及赔偿生命损失”的大型运动,第二天,福州就组织了各界代表联席会并向全 国通电案情,紧接着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和闽侯县党部便联合发布《福州仁慈堂惨案经过情形》文告。随后,国民党部组织群众没收了仁慈堂,并冲击了福州所有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机构,还将澳尾巷天主教堂捣毁。而这一事件波及的不仅仅是福州,厦门也组织了“厦门各界反抗福州天主教惨杀华童委员会”,最终导致了从福州到厦门许多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的离境。仁慈堂被没收后,改为福州贫民教养院。再后面的事,不妨也说一说,就是在仁慈堂事件打击了福州各个基督教会声誉之后,是国民政府从福州的基督教会手中夺取各大学、中学教育资源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而“仁慈堂事件”就像是个前奏曲,再后来,原仁慈堂好像又被还给天主教会,而由德国的天主教会建成了德撒医院。然而,这件事还有一个更遥远的尾声,这次与国民党无关,而是共产党在1951年福州的镇反运动中,组织群众在福州西北郊马鞍山挖出据说是“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称其“万童坑”,并以此作为基督教会的罪行,将所有“虐杀中国婴孩”的外国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

好了,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的调调: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最终被眼睛雪亮的群众揭露、并被义愤填膺的群众驱逐。当然,换一个大清国百姓熟悉的调调,大概就是:洋教以邪术惑众,图谋不轨、居心叵测,假育婴堂之名残害孩童。但这背后,却有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第一就是这次事件背后非常明显的福州国民党部精心组织的痕迹,从1月14日清晨陈亘率众发现婴尸到几个小时后福州市大规模游行和冲击捣毁教会、再到第二天国民党福州市和闽侯县党部向全国通电案情,并在全省爆发冲击基督教会和驱逐教会人员的运动,这时据陈亘发现婴尸大概不过三十个小时,没有良好的组织,不可能有如此迅捷的反应和巨大的规模。

当然,事件背后国民党组织的推手仅仅会部分削弱一些报道的可靠性,但并不真正影响是否存在虐婴的事实。就虐婴来说,还是来关注几个问题:(1)仁慈堂中婴儿的待遇问题;(2)仁慈堂中婴儿死亡数量的问题;(3)所谓“万童坑”究竟如何。

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仁慈堂中儿童的生活条件大概真的很差,福建省档案馆根据群众口述记载的情况是:仁慈堂中抚养几十个存活婴儿的只有一个神经失常的女傻子和一个哑巴(实际上应该还有神父,否则按该文所述孩子们会念经,这两个人显然没能力教),孩子的年龄在1、2岁到7、8岁间,在冬天仅穿薄衫一件,并排睡觉,合盖短薄棉被一床,头脚露在外,婴儿仅食用一罐糊糊,由女傻子以竹片给婴儿们抹食。年纪大的孩子整日足不出户在仁慈堂中念经,据说没有生活经验,连猪羊都不认识。不过,这些记录的最大缺憾就来自于地方档案馆中这种在特定政治历史环境下的记录,往往是选择性的,只捡取那些能用于控诉“帝国主义或伪善教会的罪行”的部分,而缺乏一个全面的记录,这让想了解事件全部的人感到为难。从以上描述来看,如果属实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1)婴儿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缺乏营养;(2)保育者素质恶劣;(3)孩童受到有限教育,可能不是文盲(会念经),但缺乏生活知识和技能。但当时儿童的死亡率原本就很高,而且据说许多被遗弃的婴孩被送入育婴堂中时已经奄奄一息,更是降低了存活率,这样看,也可能仁慈堂内的婴儿死亡率并非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另外一点便是,和以美国和英国传教士主导的基督新教教会不同,福州的天主教会长期是以西班牙籍神职人员为主,而当时内患重重的西班牙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天主教会的财力难以匹敌新教,可以想见起育婴堂的条件不会好到哪里去。据说当时仁慈堂内有法国神父,但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详细资料,颇为遗憾,不过即使有一两个法国教士活动,也难以改变福州天主教会由西班牙神职人员主导的局面。至于究竟有没有虐婴,我想可能已是难以澄清的事情了,从地方档案馆当方面的描述来看,也许不能排除教会人员渎职、导致婴儿保育条件恶劣、死亡率高的情况发生。期冀日后能找到当时教会内人员对此的记述,以了解事情的另一面,不知道当时的福州主教宋金鈴(Francisco Aguirre)是否留下什么文字的回忆呢?至于民间流传的仁慈堂拿婴儿炼丹、做科学实验的谣传,因为过份不实,连国共两党的政宣部门也不敢拿来使用。熟悉基督教的人应该知道保守的教会(比如当时在福州活动的天主教会道明会)是大力反对堕胎的,而在中世纪连解剖尸体的科学家都要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判火刑处决的,这种谣言中荒诞不经的故事,只不过是民间对教会缺乏了解的一种反应罢了。

而对于仁慈堂中死亡婴儿的多少,地方档案中的记录有着明显的问题。该材料称仁慈堂挑夫供称“他自己也干十来年了,每月十余次,每次八九具至十余具不等,如遇虎年则加倍。”这么一算,小小仁慈堂每月死亡数超过100人,一年至少要超过1200人,而1934年福州市(鼓楼、台江、仓山三区)婴儿出生数量仅有1536人,假设1927年福州的婴儿出生率也在这个数量级,也就是说仁慈堂死亡的(还不包括存活的)婴儿数量就占到福州市区新生婴儿总量的将近一半,这可能吗?再比对
1934-1936年福州市区人口死亡数1640、3330、3410,这样的数量就更显得难以成立。而这么大量的婴儿流入仁慈堂显然不靠谱,且不用说仁慈堂是否能受得了如此多的尸体。更荒唐的就是陈亘等人所“得知”的“一段历史”:“远在满清,当地乡民险些被‘屠乡’,就因为有一个乡人发现每天早晨挑过这里的麻袋里面满满地装着婴儿的尸体!接着‘外国神父害死婴儿’的惨闻传开了。当时的天主教外国传教士立刻威胁满清地方政府,要严禁乡民不得胡乱传说,否则以‘屠乡’对付,所以当地乡民告诫子孙们再也不敢撞碰这种担子。”从清初起屡被政府屠戮的西班牙来的天主教会有能力屠乡,这种在清末中国所未见的故事,大概是这里面最大的笑话。这种漏洞百出的档案可信度有多少,大概只有记录者自己才知道了。

就像1927年的仁慈堂事件一样,“万童坑”故事的背后有着更为明显的政治推手。1951年正逢镇反运动腥风血雨之时,福州正在大规模驱逐外国传教士,好像1927年国民党利用“天主教仁慈堂事件”,连基督教新教教会的声誉也顺带打击,进而铺平了各界学生群众收回教育权运动一样,1951年的“发现万童坑”,只不过为驱逐“帝国主义传教士”又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什么是万童坑?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所谓的“万童坑”所在的福州马鞍山。马鞍山在福州西北郊,又叫“奉教山”、“曲蹄山”,叫做“奉教山”,是因为这里是从明末以来大批来福州的天主教(在福州被成为“奉教”)传教士和教徒的墓地所在,有点天主教专用墓地的意思,这里埋葬过的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西来孔子”艾儒略了。而“曲蹄山”则得名于许多在此埋葬的福州疍民,疍民是福州江河湖海中终生居住在船上的族群,在民国之前他们被视为贱民,受到不准上岸、不准科举、不准和汉人通婚的诸般歧视,被陆地汉人贬称为“曲蹄”(福州话:Kuóh-dà̤),其中福州闽江段的一些疍民就将墓地设在马鞍山。换句话说,马鞍山原本就是个大坟场。而据1990年代的福州地方志记载,“1949年前,福州市人口出生率为25‰~33‰,婴儿死亡率最高达200‰“民国27年福州(今鼓楼、台江、仓山区)婴儿死亡率为78.8‰”这么来看这个至少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坟场里能有多少婴儿尸体呢,应该是个很大的数目,在1951年那种政治背景下,想把这些尸体全部嫁在某个教会头上,并不是件难事。

对于那段久远的历史,想来很多事实也许已经理不清了,因为混杂了太多的政治、传言和偏见,究竟哪些话能信、哪些话不能,实在难以说清,也许仁慈堂确有其责、也许政客们难辞其咎。人是有嘴的,但逝去的儿童不能开口、那个年代的有些人不敢开口、某些人开了口却不如不开口、被赶走的教士们也没机会开口了,那能开口的我们呢?在希望过去夭折的孩子们灵魂安息的同时,也希望曾经被有意无意的信口者蒙上迷雾的这一事件,能够有破雾的一天,有过者当负罪、诬人者当蒙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是不该有过多的雾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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