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其土地，汝有行透未？（福州語）

有蜀回放假著厝辰候，共朋友攀講講遘旅游計劃，我就講：“若有閑，第一想將閩江由頭遘尾行透，由建寧閩江源直頭行遘閩江口五虎礁。是總款蜀回旅行，無十工行賣完，時間實在無。”伊聽了，講：“我無甚乇興趣。有茲時間，固是去外省名勝客調。”伓是我見覺其他位處無仂囝意思，㑚是自家骹底茲土地有茲夥有味其位處我固未了解，有茲時間，固是無辜負茲塊神奇其土地，使自家其雙骹去實實在在了解伊。㑚退悔做細佮厝未多行，仱著茲遠也無再夥機會，㑚忖偌工轉去，好好行伊蜀環，將許閩北閩南閩東閩西，榕泉漳汀，甚乇土樓、廊橋、宮廟、大厝、茲江許溪、茲山許嶺，統統行透。許，無一定著使我蜀世時間，㑚因茲地是茲般深厚。

一张民国时期的罗源照片

2009年时，我在南加州大学网上图书馆（USC Libraries）里的国际传教士档案里（Internet Mission Photography Archive）偶然发现了这张照片，原址在这里 ，标题为Laiyuan, Fujian, China, ca. 1930，显然，单从标题上看，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Laiyuan竟是Luoyuan之误。但当我第一次见到它时，瞬间便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亲切感，仿佛似曾相识，几乎在1秒钟内，我立刻就怀疑起图书馆人员在录入资料时是否有误。在阅读了照片的描述和资料来源之后，我的怀疑愈深。

这幅照片实体的收藏者是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是艾米莉·苏珊·夏威尔女士收藏文献（Emily Susan Hartwell Papers）中的一部分，时间在1920-1937之间，照片的描述为：The town is completely enclosed by a fortified stone wall. The ramparts and gatehouses of the wall are visible. Rice paddies dominate the foreground. Mountains loom over the background. This photo is from the papers of Emily Susan Hartwell, an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missionary stationed in Foochow, Fukien from 1884.大意是：“该城完全由坚固的石墙环绕。墙体和城门楼清晰可见。前景由稻田占据。而背景则浮现重重山峦。该照片来自于由1884年起便驻于福建福州的美国公理会差会的艾米莉·苏珊·夏威尔的文献。”那么，这个艾米莉·苏珊·夏威尔究竟是谁，又凭什么鉴定这照片的拍摄地点和时间呢？

实际上，这位艾米莉·苏珊·夏威尔女士是一位美国女性，她是在福州传教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夏察理（Charles Hartwell）的女儿，也在福州从事传教工作。这位夏察理先生还是位语言学者，就像那个年代在榕的许多外国人一样，他能说一口流利的福州话，不仅如此，他还参与了将《圣经新约》和三字经翻译为福州语（平话字）的工作以及第二版《福州话-英语词典》的编撰。1905年，夏察理逝世后，他的女儿艾米莉·苏珊·夏威尔留在福州继续传教工作。艾米莉·苏珊·夏威尔女士应该有一个汉文名字，但我至今没有找到。夏女士在榕期间，到过许多地方，也拍摄了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如今就以艾米莉·苏珊·夏威尔女士收藏文献的名字收录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中。

让我怀疑该照片为罗源城的理由先是来自于我血脉里藏着的直觉，对罗源旧城格局的了解，以及对照片描述的合理怀疑。夏女士活动范围主要在福州一带，而福州一代并没有一个名叫Laiyuan的城镇，就算放眼全福建，也只有龙岩有一个赖源乡，但那种小乡显然不具备如此大的规模以及完备的城墙的。为了求证，我在海墘闽语论坛上将照片发布于此处：，并询问罗源籍的网友mdese，这可能是这张照片自问世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大学图书馆以外的网络上。作为户外爱好者的mdese一眼就认出背景的山脉就是罗源城南的莲花山脉，还特地从原照片的角度拍摄了一幅今日的罗源面貌照片，背景的山形完全一致，终于还这幅照片一个完美的答案：这就是罗源城！

注意到照片右下角占地颇大的建筑，应当是今日的岐阳天主教堂，但照片上的天主堂并没有今日天主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1931年岐阳天主堂被台风损毁，现今的岐阳天主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是1932年由福州教区的宋金铃主教主持重修的，也是罗源第一处钢筋混凝土建筑，那么，可以确定这幅照片的拍摄时间一定早于1931年。而考虑到照片描述中1920-1937年的时间区间，这幅照片拍摄时间应该在1920-1931年之间。至于Luoyuan-Laiyuan之误，在抄录的时候，对相关历史和地理缺乏了解的工作人员出现这种错误是很正常的。如今，这幅照片已经传到了闽语论坛之外，在罗源卡溜帮论坛上也被转载，不知道是否还转载到其他地方。我也把它上传到了维基百科上，希望日后能在编纂词条时加以利用。


最后，我还是在上图中对这幅照片里的一些景物做一些描述吧。图中标示1的是罗源城南的莲花山；标示2的地方据说是过去的灰炉厂，我估计如今的妈祖庙也在那附近；标示3的略有白顶建筑则是基督教新教教会创办的慈善机构“一善堂”；标示4的为罗源文庙旁的文昌阁，其故址就在今天的罗源县实验小学内；标示5的城门就是今天罗源北门的城头面（Siang-tau-meng）地区；而标示6则是今天的岐阳天主堂。就像当时所有的福州城邑一样，连绵的马鞍封火墙构成了罗源城美丽的天际线，城里的人们和他们喜怒哀乐的诸般故事，种种美丽，今天却已不存，让人空感悲切，唏嘘不已。另一幅图是闽语论坛上的mdese君去年在同一角度所摄的对比照片，真是物非人亦非，真不知我们摧毁了多少可以留恋的美。我常在梦境里徘徊于罗源故城，水城内的小桥过舟，盈满街巷的罗源话，抬眼可见的封火墙，这消逝的一切却在2009年的一天偶然撞见，不知冥冥中是何机缘安排。

迷雾中的1927年福州仁慈堂事件

1927年1月14日，在福州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事件，即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州学生联合会宣称市区澳尾巷的天主教仁慈堂（育婴堂）有大规模杀婴的恶行，并随后引发了从福州到厦门的大规模冲击包括新教在内的各基督教会的社会风潮。80多年过去了，在绝大多数福州人脑中，对1927年的福州的了解几乎已经为零，唯独这育婴堂事件却还被一些人记起，或作为控诉“帝国主义”在华劣迹的谈资（尽管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居然是当时深陷危机的西欧穷国西班牙）。早前的《福州，1927年》一文曾经提到过当时北伐入闽的国民党新政权于1927年在半个中国推动大规模反帝运动的背景，也提及了这次事件，但对这次疑团重重仁慈堂事件，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花些笔墨讲讲，一些被扭曲了80多年的事情，总归还是要厘清的，也不至于让这么一个被妖魔化的小小仁慈堂背负那么多也许不该由它担下的罪责。

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可以从前面《福州，1927年》文中找到线索，简单的说，就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而1926年底，由于天津英租界协助北洋政府逮捕国民党人，导致南方的国民政府和英国交恶，更进一步引发了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反动20万群众占领并最终收回汉口英租界，并形成了国民党主导的中国反帝运动的高潮。福州在1926年12月13日就被北伐军攻下，而社会各阶层的反帝运动也在福州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这便是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

再回头说说仁慈堂，这座小小的育婴堂却也有着不短的历史，它于1847年由西班牙籍的天主教神父创办于福州南门外澳尾巷中，当时的福建溺婴习惯盛行，许多贫困家庭往往将抚养不起的婴儿（主要是女婴）溺死或者抛弃。而1840年代，教禁初开，天主教会也想着手创办社会慈善事业，并扩大教会影响，收养这些弃婴这也成为仁慈堂创办的初衷。福州的天主教会长期是由西班牙籍神职人员主导的，这座仁慈堂也正是由他们所办。在随后的数十年时间内，许多来自福州、福清、长乐、连江、霞浦、宁德等地贫民家庭的婴儿被仁慈堂收养。但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所有育婴堂都免不了的事，便是猜疑和传言。几乎中国所有的教会办的育婴堂都被民间可怕的传说所笼罩，这些传说多是育婴堂拿小孩炼丹制药、秘密杀戮、或是做科学实验，尽管细节不一，但各个版本故事的梗概在大江南北却惊人的一致。给我的感觉，无非是民间拿白莲教的恐怖传说套用到基督教会育婴堂之上，就如同读《闽都别记》中白莲教的邪恶行径一般。这个故事在福州的版本则是：“教士们收容幼童不过是想将她们放在蒸笼上煮熟，用蒸出的液体制药”，“教士们常挖出儿童心肝眼睛配药，以求得长生不老。”由于教会和非信徒的百姓之间难以言喻的隔膜，这种谣传就在民间不胫而走。

在福建省档案馆资料中，这次“仁慈堂事件”的经过据说是这样的，福州西门外一个名叫陈亘的女性早就听当地坟场的墓工说育婴堂挑夫常常会挑婴尸上马鞍山来埋，而附近的乡民见到挑夫就避让，于是陈亘就在1927年1月14日清晨带领数十人在西门外荷花亭附近路上拦截仁慈堂的挑夫盘问，当场从挑夫袋中发现11具婴儿尸体，并逼问该挑夫说出其家庭三代替仁慈堂挑婴尸埋葬。随后，这些人便领着婴尸到政府部门控诉，随后就有大批群众冲击仁慈堂。据说传教士还用枪和玻璃抵抗，但最终没能挡住，而从后门逃走，到底传教士有没有用枪这事死无对证，反正冲击教堂的人没有一个伤亡的。攻入育婴堂后，群众又发现了14具婴儿尸体和几十个据说待遇恶劣的婴孩。当日就在福州城就爆发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基督教、天主教假慈善事业、惩办惨案杀婴孩凶手及赔偿生命损失”的大型运动，第二天，福州就组织了各界代表联席会并向全 国通电案情，紧接着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和闽侯县党部便联合发布《福州仁慈堂惨案经过情形》文告。随后，国民党部组织群众没收了仁慈堂，并冲击了福州所有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机构，还将澳尾巷天主教堂捣毁。而这一事件波及的不仅仅是福州，厦门也组织了“厦门各界反抗福州天主教惨杀华童委员会”，最终导致了从福州到厦门许多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的离境。仁慈堂被没收后，改为福州贫民教养院。再后面的事，不妨也说一说，就是在仁慈堂事件打击了福州各个基督教会声誉之后，是国民政府从福州的基督教会手中夺取各大学、中学教育资源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而“仁慈堂事件”就像是个前奏曲，再后来，原仁慈堂好像又被还给天主教会，而由德国的天主教会建成了德撒医院。然而，这件事还有一个更遥远的尾声，这次与国民党无关，而是共产党在1951年福州的镇反运动中，组织群众在福州西北郊马鞍山挖出据说是“数以万计”的婴孩骷髅，称其“万童坑”，并以此作为基督教会的罪行，将所有“虐杀中国婴孩”的外国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

好了，这就是事情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的调调：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最终被眼睛雪亮的群众揭露、并被义愤填膺的群众驱逐。当然，换一个大清国百姓熟悉的调调，大概就是：洋教以邪术惑众，图谋不轨、居心叵测，假育婴堂之名残害孩童。但这背后，却有不少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第一就是这次事件背后非常明显的福州国民党部精心组织的痕迹，从1月14日清晨陈亘率众发现婴尸到几个小时后福州市大规模游行和冲击捣毁教会、再到第二天国民党福州市和闽侯县党部向全国通电案情，并在全省爆发冲击基督教会和驱逐教会人员的运动，这时据陈亘发现婴尸大概不过三十个小时，没有良好的组织，不可能有如此迅捷的反应和巨大的规模。

当然，事件背后国民党组织的推手仅仅会部分削弱一些报道的可靠性，但并不真正影响是否存在虐婴的事实。就虐婴来说，还是来关注几个问题：（1）仁慈堂中婴儿的待遇问题；（2）仁慈堂中婴儿死亡数量的问题；（3）所谓“万童坑”究竟如何。

从史料记载来看，当时仁慈堂中儿童的生活条件大概真的很差，福建省档案馆根据群众口述记载的情况是：仁慈堂中抚养几十个存活婴儿的只有一个神经失常的女傻子和一个哑巴（实际上应该还有神父，否则按该文所述孩子们会念经，这两个人显然没能力教），孩子的年龄在1、2岁到7、8岁间，在冬天仅穿薄衫一件，并排睡觉，合盖短薄棉被一床，头脚露在外，婴儿仅食用一罐糊糊，由女傻子以竹片给婴儿们抹食。年纪大的孩子整日足不出户在仁慈堂中念经，据说没有生活经验，连猪羊都不认识。不过，这些记录的最大缺憾就来自于地方档案馆中这种在特定政治历史环境下的记录，往往是选择性的，只捡取那些能用于控诉“帝国主义或伪善教会的罪行”的部分，而缺乏一个全面的记录，这让想了解事件全部的人感到为难。从以上描述来看，如果属实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知道：（1）婴儿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缺乏营养；（2）保育者素质恶劣；（3）孩童受到有限教育，可能不是文盲（会念经），但缺乏生活知识和技能。但当时儿童的死亡率原本就很高，而且据说许多被遗弃的婴孩被送入育婴堂中时已经奄奄一息，更是降低了存活率，这样看，也可能仁慈堂内的婴儿死亡率并非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另外一点便是，和以美国和英国传教士主导的基督新教教会不同，福州的天主教会长期是以西班牙籍神职人员为主，而当时内患重重的西班牙是西欧最穷的国家之一，天主教会的财力难以匹敌新教，可以想见起育婴堂的条件不会好到哪里去。据说当时仁慈堂内有法国神父，但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详细资料，颇为遗憾，不过即使有一两个法国教士活动，也难以改变福州天主教会由西班牙神职人员主导的局面。至于究竟有没有虐婴，我想可能已是难以澄清的事情了，从地方档案馆当方面的描述来看，也许不能排除教会人员渎职、导致婴儿保育条件恶劣、死亡率高的情况发生。期冀日后能找到当时教会内人员对此的记述，以了解事情的另一面，不知道当时的福州主教宋金鈴（Francisco Aguirre）是否留下什么文字的回忆呢？至于民间流传的仁慈堂拿婴儿炼丹、做科学实验的谣传，因为过份不实，连国共两党的政宣部门也不敢拿来使用。熟悉基督教的人应该知道保守的教会（比如当时在福州活动的天主教会道明会）是大力反对堕胎的，而在中世纪连解剖尸体的科学家都要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判火刑处决的，这种谣言中荒诞不经的故事，只不过是民间对教会缺乏了解的一种反应罢了。

而对于仁慈堂中死亡婴儿的多少，地方档案中的记录有着明显的问题。该材料称仁慈堂挑夫供称“他自己也干十来年了，每月十余次,每次八九具至十余具不等,如遇虎年则加倍。”这么一算，小小仁慈堂每月死亡数超过100人，一年至少要超过1200人，而1934年福州市（鼓楼、台江、仓山三区）婴儿出生数量仅有1536人，假设1927年福州的婴儿出生率也在这个数量级，也就是说仁慈堂死亡的（还不包括存活的）婴儿数量就占到福州市区新生婴儿总量的将近一半，这可能吗？再比对
1934-1936年福州市区人口死亡数1640、3330、3410，这样的数量就更显得难以成立。而这么大量的婴儿流入仁慈堂显然不靠谱，且不用说仁慈堂是否能受得了如此多的尸体。更荒唐的就是陈亘等人所“得知”的“一段历史”：“远在满清，当地乡民险些被‘屠乡’，就因为有一个乡人发现每天早晨挑过这里的麻袋里面满满地装着婴儿的尸体！接着‘外国神父害死婴儿’的惨闻传开了。当时的天主教外国传教士立刻威胁满清地方政府，要严禁乡民不得胡乱传说，否则以‘屠乡’对付，所以当地乡民告诫子孙们再也不敢撞碰这种担子。”从清初起屡被政府屠戮的西班牙来的天主教会有能力屠乡，这种在清末中国所未见的故事，大概是这里面最大的笑话。这种漏洞百出的档案可信度有多少，大概只有记录者自己才知道了。

就像1927年的仁慈堂事件一样，“万童坑”故事的背后有着更为明显的政治推手。1951年正逢镇反运动腥风血雨之时，福州正在大规模驱逐外国传教士，好像1927年国民党利用“天主教仁慈堂事件”，连基督教新教教会的声誉也顺带打击，进而铺平了各界学生群众收回教育权运动一样，1951年的“发现万童坑”，只不过为驱逐“帝国主义传教士”又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什么是万童坑？我还是先介绍一下所谓的“万童坑”所在的福州马鞍山。马鞍山在福州西北郊，又叫“奉教山”、“曲蹄山”，叫做“奉教山”，是因为这里是从明末以来大批来福州的天主教（在福州被成为“奉教”）传教士和教徒的墓地所在，有点天主教专用墓地的意思，这里埋葬过的最著名的人物当属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西来孔子”艾儒略了。而“曲蹄山”则得名于许多在此埋葬的福州疍民，疍民是福州江河湖海中终生居住在船上的族群，在民国之前他们被视为贱民，受到不准上岸、不准科举、不准和汉人通婚的诸般歧视，被陆地汉人贬称为“曲蹄”（福州话：Kuóh-dà̤），其中福州闽江段的一些疍民就将墓地设在马鞍山。换句话说，马鞍山原本就是个大坟场。而据1990年代的福州地方志记载，“1949年前，福州市人口出生率为25‰～33‰，婴儿死亡率最高达200‰”“民国27年福州(今鼓楼、台江、仓山区)婴儿死亡率为78.8‰”这么来看这个至少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坟场里能有多少婴儿尸体呢，应该是个很大的数目，在1951年那种政治背景下，想把这些尸体全部嫁在某个教会头上，并不是件难事。

对于那段久远的历史，想来很多事实也许已经理不清了，因为混杂了太多的政治、传言和偏见，究竟哪些话能信、哪些话不能，实在难以说清，也许仁慈堂确有其责、也许政客们难辞其咎。人是有嘴的，但逝去的儿童不能开口、那个年代的有些人不敢开口、某些人开了口却不如不开口、被赶走的教士们也没机会开口了，那能开口的我们呢？在希望过去夭折的孩子们灵魂安息的同时，也希望曾经被有意无意的信口者蒙上迷雾的这一事件，能够有破雾的一天，有过者当负罪、诬人者当蒙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历史是不该有过多的雾霭的。

福州忠懿閩王祠匆匆行 A Visit to the King of Min Memorial Temple

還是在09年夏天，約好某日下午和GnuDoyng見面，地點就選在了福州閩王祠。因為有事耽擱，4點才從臺江十四橋附近出發，叫了輛的士，上車說：“去閩王祠”，司機：“哪里？”，我：“慶城路閩王祠，鼓樓區那邊”，司機：“慶城路？慶城路是哪里？”，我：“五四路那邊啊”，片刻，司機：“是十九中那邊嗎？那里好像有個什么廟”，我：“Bingo！”終于出發了。(左圖：閩王祠大門)




(左圖：閩王祠前庭後墻) 如今許多人連閩王祠也不認識，多少有些數典忘祖的味道，但就像我常說的那樣：這是一段在近幾十年被遺忘的歷史，即便這就是我們族群自己的歷史。盡管閩人習慣將先祖入閩的歷史追溯到晉代的八姓入閩，但在福建歷史上最輝煌的一次入閩移民潮還是唐末五代時的“十八姓從王”。9世紀末黃巢亂唐之後，中原陷入又一波大規模戰亂，當時光壽兩州（如今的河南固始和安徽壽縣）的兵士在王緒的帶領下，南下轉戰福建，但是由于王緒暴虐，士兵們怨聲載道，秘密擁護軍中品行良好的王潮、王審知兄弟發動兵變，囚禁王緒。王氏兄弟于是就率領兵士民人平定了福建各派勢力，統一全閩，入主閩都福州。這次跟隨王潮、王審知兄弟南下入閩的光壽兵民據說共有十八姓，這便是十八姓從王。王潮去世後，王審知繼而主政，並在909年被後梁冊封為閩王，開創了五代十國中的閩國，這也開啟了真正意義上閩族群的歷史。這個忠懿閩王祠，就是祭祀王審知的祠廟。(右圖：唐代“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

慶城路是一條不寬的街道，雖在市中心，交通也不擁擠，車進慶城路，立即就看到一座古建筑紅色的正立面，問都不用問，這就是閩王祠了。雖說王審知是五代時期的人物，這座閩王祠卻是明代所建，不過這個選址確實是選在了五代時王審知舊居故址之上。在抱怨同胞們對本族群歷史漠視的時候，我也沒忘了自己也沒有多乖，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拜訪閩王祠，即便我對它其實牽掛已久，一問家住鼓樓區的GnuDoyng，原來他也是第一次造訪這里，那么也好，大家都帶著新鮮感來參觀了。

(左圖：閩王祠正殿) 雖然掛著“閩王祠”這么威風的頭銜，但這座祠堂其實并不大，占地面積為1840平方米，福建比它更大的家族祠堂應當不在少數。閩王祠的正立面，也就是大門，采用的是福州本土祠堂常用的一種大門形式，門墻中間高、兩側低，上為兩端挑起的燕尾脊顶，三個門洞，正門大、兩儀門小，大門上方有“奉旨祀典”碑和“忠懿閩王祠”額，左右儀門上方分別書“报功”、“崇德”。進門就是前庭，整座閩王祠里最古老的物件就在前庭中，就是碑亭里的那座906年的黑色唐代“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要知道這祠堂現建筑也不過400來年歷史（1601年），而這方碑比這厝要早了將近700年。從文物價值上可以說這碑比祠貴，閩王祠中的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不是這祠，而是這碑。（右圖：閩王祠內的王審知像）


(左圖：閩王祠內陳列的閩國宮殿遺物) 前庭那“紹越開疆”後墻後面就是閩王祠的主體——後庭，像所有的福州古典建筑一樣，後庭是由兩側的廂房和正面的正殿圍出一個天井的空間。今天的閩王祠，似乎並沒有祠堂的功能，而純粹是作為一座小型博物館開放的。正殿里除了正中那座王審知雕塑，其余的空間擺放的是各色有意思的文物，比如五代閩王宮建筑遺物（多是瓦當、地磚之類）、王審知妻子尚賢夫人墓志銘和“拜劍臺古跡”碑。不過在描述文物的“閩王宮建筑遺物”牌子上面，我發現了很搞笑的一個細節：吳越國的“國”字竟然被加上了引號，成了：閩亡後，吳越“國”將其拆除。在中國歷史上確確實實存在過的十國之一的吳越國竟然成了吳越“國”，天哪，不知是否是館方草木皆兵、敏感過度了。另外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在閩王祠并沒有發現福州式古典建筑典型的馬鞍形封火墻，按理說明代的建筑也該有馬頭墻吧，如果這是當時的工匠們考慮到閩王的中原出身以及其年代早于馬頭墻出現的年代，那我倒真的很佩服他們。

由于閩王祠只開放到5點，這次訪問也就匆匆結束，不過由于閩王祠確實很小，這點時間倒也足夠把它參觀得透透的了。其實相比前兩年去過的空無一人的華林寺，閩王祠還是有些游客的。也許這得益於福州市現在大小博物館一律免門票參觀的政策。我不得不說，這是市政府做的一件大好事，不但給福州的文化愛好者們更大的便利，也讓對相關知識不甚了解的民眾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和了解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右圖：搞笑的“吳越‘國’”)



The King of Min Memorial Temple locates at Qingcheng Road, a less busy road in urban Fuzhou. It was built for commemorate Wang Shenzhi (in Foochow: Wong Sing-di), the founder and the first king of the Kingdom of Min in the 10th century. Wang Shenzhi and his brother Wang Chao (in Foochow: Wong Dieu) were the leaders of immigrants (soldiers and civilians) from Gwangchow (光州, currently Gushi 固始 in Henan Province) and Shouzhou (寿州, currently Shouxian 寿县 in Anhui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to Fujian, to flee the exhausting wars in Central China. The Wang brothers finally united and took full control of the entire land of Min (Fujian) in 893 AD. After Wang Chao's death, Wang Shenzhi took over power and was conferred the King of Min by the emperor of Later Liang in 909. Wang Shenzhi was known as an excellent leader who developed Fujian from a poor frontier region into a highly civilized kingdom, and remembered by many ethnic Min as the Founding King of Min (開閩王).

Although Wang Shenzh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Fujian, his memorial temple is not large – only 1840 square meters (~19800 square ft), even smaller than many family temples found in this area. The temple was built on the site of the former house of Wang Shenzhi, but its current structure was rebuilt in 1601 (Ming Dynasty). Its façade (front gate) is of one typical Foochow style (Eastern Min style), which is higher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at both sides. Behind the façade is the front courtyard, where stands the most precious relic in this temple: the Bestowed Stele for the Merits of King Langya (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 given by the last Emperor of Tang Dynasty to Wang Shenzhi in 906. The inner court behind the 紹越開疆 wall has a typical traditional Foochow style layout. The main hall behind the atrium is now an exhibition room. Besides the statue of Wang Shenzhi in the middle, you can find fragment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the 10th century Min Palace and the epitaph of Wang Shenzhi’s wife. The temple is so small that you can finish it less than half an hour, but in my opinion, it is still a must-visit place in Fuzhou for those who seriously want to know the history of Fujian and ethnic Min. In some way, it is a cultural shrine to the Min people, even though many Min today have almost forgot the place.

福州，1927

1927年，福州的一段久远的记忆。那是中国历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年，翻开不同的历史书，你会看到各方对那一年迥然不同的阐述，相互矛盾，却又个个理直气壮、义正言辞，这一中国政治大环境不可避免的被投射到闽都福州，于是我们可以看见在1927年中国政治革命的汹涌大潮下，福州的各党派间明争暗斗、学生运动和市民运动此起彼伏、真话和谣言交织成难以辨清的传言、伴随着暴力和血，一起摇撼着福州这个颠簸的都市。

（左图：福州南门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北伐前的福州，是直系军阀周萌人和北洋政府海军的地盘，1926年，当北伐战争燃烧到福建境内的时候，一场政治密谋和角力也不可避免的在福州展开。就如辛亥革命中海军倒戈向革命军一方，这一次，或许是由于海军的政治倾向，抑或是由于海军审时度势、料定北军必败，国民党、共产党成功的说服福建海军及海军陆战队倒向北伐军，并协助夹击驻守福州的周萌人部将张毅的军队。被北伐军和福建海军陆战队包围在闽侯南屿的张毅直系军最终只得投降，北伐军随后在12月13日进入福州城。

战争之后，便是运动，这是贯穿中国现代史的老调子。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在国民党民族主义的口号声中，许多人感觉过去八十多年因外战失利而损失的民族利益终要到了要收回的一天了。于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干的组织下，一场反帝运动席卷半个中国，而国民党和共产党高效的政治组织和宣传机器将在政治宣传和社会活动上表现得落后而笨拙北洋政府远远甩在后面。1927年1月，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后，国民党和英国撕破脸皮，发动20万市民上街示威游行，包围汉口英租界，最终力压英国、收回英租界。收回汉口英租界事件将这场反帝运动推向一个高潮，引发全国性的反应，而在这场政治运动最积极的，不用猜也知道，就是学生。政治大潮之下，福建也毫不例外。在龙岩，曾在北京担任北洋曹锟政府国会议员的过贤基在群众大会上被扣留并宣布罪状、被作为“猪仔议员”、反动分子游街示众；厦门集美学校则据说是在中共团组织领导下掀起了“驱逐反动校长叶渊”的斗争，直至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叶渊、叶渊逃走；闽北的建瓯则是群众“公审反动县长、砸毁反动法院、押反动法官游街”。而在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1927年的政治风暴将会席卷社会的方方面面，教育、宗教、商业、政权，与之相关的所有人，将免不了一场动荡。

（左图：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福州是近代中国最早开放传教的城市之一，基督教在福州有着很大的影响，400年来，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起的80年来，各个基督教会在福州逐渐建立了大量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等机构，其影响超出了狭隘的宗教范围，触及到了教育、医疗、社会慈善等诸多方面。尽管基督教会同其他群体有时会有小摩擦产生，但自1878年乌石山教案以来，已经长期没有大规模的政治介入基督教事业了，但一切将在1927年改变。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的思考，那就是中国民间和官方对基督教的态度。即使是在福建这片同基督教有着长期接触的土地，对于基督教，在民间也常隐伏一种难以言喻的抵触情绪。究其原因，在不同阶段或许有不同的主导，比如当今人们更容易把这一反感归结于学校的无神论教育，而在民国则可能是反帝思想的主导以及下意识的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思维导向，这点在晚清时期大概更直接的表现为因厌恶洋人所致的反洋教运动。但仅仅是因为紧张的对外关系导致的吗？一定不止，否则就无法解释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华长期的禁教风波。一种说法是，由于缺乏了解，清代中前期官方容易将基督教（天主教）和白莲教混为一谈，认为其将威胁国家政治稳定而加以禁止；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基督教一神信仰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礼仪和信仰的冲突，从而导致非教徒的民众潜意识中对基督教的陌生感和不信任感。这种潜意识中的不信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就会演变为更激烈的冲突，甚至是暴力冲突，而一旦政治力量介入，则有可能变为官方对教会的压制。这一点，在辛亥革命之后开始的“主义”先行的年代表现得更为彻底。

北伐革命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但实际操作中所涉及到的问题要超过这两点，在福建，“反基督教”就成了1927年喊得很响亮的一个口号。1926年12月，北伐军刚刚进入福州，属于英国圣公会的福州北门柴井基督医院就爆发了护士、工友罢工，这大概是扣准“反帝”的主题的，但很显然，柴井医院作为一个教会医院，这一扣免不了扣到基督教的头上。如果说这次罢工的主题还是模糊的话，进入1927年1月，“非基”的主题就鲜明的亮出来了，按照福建（共青）团史里的记载：“非基”运动是全省性的，福州、厦门两地可做代表。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厦门学生就声明：“‘非基运动’是我们应做的工作”，并提出了“推倒杀人不见血的基督教”、“制止丧灭民族精神的文化侵略”的运动口号，还在武平进行了个“基督教侵略武平”的调查。但真正的大规模行动还是在福州，以一种（国民）党组织结合学生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

（左图：据说是作为当年仁慈堂埋婴证据的照片）第一起大规模事件想必许多福州人多少也有耳闻，那就是1927年1月14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州学生联合会破获的“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杀婴孩事件”。关于教会育婴堂的传说，简直是中国近代的一大都市奇谈，在猎奇心理的作用下，类似洋人育婴堂拿小孩炼丹、做实验、秘密虐杀的诡异传闻几乎成为各地非基督徒百姓茶余饭后恐怖故事的谈资。福州仁慈堂是澳尾巷中属于天主教会的育婴堂，就像中国几乎所有的教会育婴堂一样，民间一直流传着育婴堂杀婴的传说，但却无证据证实，可巧的是，正好在北伐军进入福州开展反帝和非基运动之时，虐婴事件就被揭露出来，先是1月14日清晨一名叫做陈亘的女子发现了仁慈堂挑夫挑了一麻袋11具婴儿尸体上山掩埋，当日就在福州城引发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基督教、天主教假慈善事业、惩办惨案杀婴孩凶手及赔偿生命损失”的运动，翌日福州就组织了各界代表联席会并向全国通电案情，紧接着国民党福州市党部和闽侯县党部便联合发布《福州仁慈堂惨案经过情形》文告，组织群众冲击并捣毁教堂、没收仁慈堂，并冲击了福州所有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机构，而厦门也组织了“厦门各界反抗福州天主教惨杀华童委员会”，在短短两天时间内，一场组织良好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席卷福州，从福州到厦门，不少教职人员被迫离境，这时距离那位名叫陈亘的女性讲述她的发现的时间才不过二、三十小时，难说这背后国民党党部组织发挥了多大的作用。

（左图：回收教育权运动后担任福建协大校长的林景润）但这仅仅是个开端，一个小小育婴堂里不明不白的“虐婴事件”显然不像革命者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倒更像是为今后国民政府在更大范围内通过群众革命运动的方式控制社会资源、尤其是基督教会手中掌握的教育资源做的铺垫。1927年1月北伐军进入福州后，就成立了“福建教育改造委员会”，准备回收教育权。在仁慈堂事件打击了福州各基督教会的社会声誉之后，国民党就不失时机的推动了回收教育权运动。先是3月24日福建协和大学（教会大学）的教员陈锡襄发起了“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在仓山麦园顶召开群众大会，指责教会办学为“文化侵略”，要求取缔教会学校。接着，福州的大规模学潮随之爆发，大批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回收教育权。这一运动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指导和支持，“福州各界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的总部就设在福州的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内。要知道当时福州大部分最好的中学（英华书院、格致书院、圣马可书院、文山女中、陶淑女中、华南女中）以及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都属于教会创办。由于这次运动声势浩大，各个教会学校的外籍校长都被迫离职，大部分教会中学都被改为私立，福建协大也于几年后改为私立。（右图：运动前华南女大的美籍校长卢爱德）华南女大的学生是该次运动中最不积极的，她们的学生代表拒绝了其他学校游行队伍要求华南女大学生参与游行的要求，还指责这次运动带有排外和反基督教的性质，而华南女大也是少数保持了其教会办学身份的学校，这场运动后，华南女大更换了校长，美籍校长卢爱德（Dr. Ida Belle Lewis）离开，而华籍的王世静成为校长，华南女大的教会学校身份一直维持到了1950年代。

（左图：1927年福州街头墙上张贴的的反共宣传物）如果说福州的回收教育权运动是一场相对和平的运动的话，1927年发生在福州的国共党争则显示出血腥的一面。国民党的内部角力以及国共的暗斗由来已久，北伐军初入福州，各派都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实践自己的纲领。1927年1月3日，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在福州成立，蒋中正兼任主席，何应钦代理主席，不久谭曙卿掌握福建军权，方声涛筹备福州市政，共产党则更热衷于工农群众运动，于2月组织了福州第一个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大庙山的福州店员总工会），而在福州的省临时政治会议则是国共两党共同参与。两派在福州的斗争日渐激烈。先是3月8日国民党在南公园组织群众大会，到省临时政治会议进行游行示威，迫使省临时政治会议停止数名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职权，共产党随即发动反击，于翌日（3月9日）在南校场召开大会并举行大游行，控诉右派倒行逆施。当月，方声涛就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到了4月3日，国民党更是进行大规模清党运动，一举逮捕并处决了中共福州地委的几名主要负责人，破坏了福州的共产党组织。至此，国民党基本上控制了福州的政权。

1927年，也许大部分的福州人并没有切肤般的经历，但那却是这座城市值得记忆的一年，基督教的声望难以抵御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教会也渐渐淡出了福州教育的舞台，而左翼的共运人士更付出了流血的代价。从那年起，福州正式归于国民政府的旗下，可她究竟失去了多少，得到了多少，大概谁也难以说清。

恶心的百度，真是皇上不急急太监

虽然blogspot在某国被禁，但我相信官方的意愿也只是为了禁止民众接触到blogspot上那些和当局观点相背的blog内容，而blogspot上超过90%的内容，我相信CCP的高官们是完全不感冒的。而百度居然把所有的blogspot内容全部从搜索结果中剔除了，想主人之所未想、急主人之所未急、忧主人之所未忧，真不愧是条好狗啊！

此犬甚良，特击键盘发感慨若干字。

多元的土地——福建

在我开这个blog的时候，困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给我的母邦福建一个罗马化的名称，用于这个blog的英文部分。现时，中国官方以Fujian作为福建的罗马化名称，但我实在不太喜欢这个拼法，因为这个拼法完全基于北方汉语（官话），却和福建本土语言的发音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对一个在纯母语环境中长大的福建人（比如某些完全接受闽语单语教育的老人）说Fujian，他/她会完全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但问题是福建至少有9种主要的本土语言，而“福建”二字在这些语言中的发音各不相同，这就让我很难取舍究竟使用哪一种罗马化的拼法。因此，我只好选择了最常用的3种罗马化拼法：Fujian（官话/普通话），Fukien（老官话）和Hokkien（闽南语）作为这个blog的英文部分中福建的拼写。为此，我不得不牺牲了自己的母语福州语中的罗马化拼写Hok-giong，因为如今已经很少见到这种拼法了。

从本土复杂的语言系统上，就可以窥见福建文化高度多元的一斑。我知道相当多人（甚至包括不少福建人），都并不了解福建各种语言的相互亲缘关系以及地理分布状况，所以还是借助这一张福建语言地图和下面的语言分类树状图来解释这个问题吧。这张地图上标出了8种语言的分布，分别是东北部的闽东语（Eastern Min），东南部的闽南语（Southern Min），中部沿海的莆仙语（或称兴化语，Puxian），西北部的闽北语（Northern Min），中西部的闽中语（Central Min），西南部的客语（Hakka），以及西北部最北端的一小块吴语（Wu）和西北部西端的小块赣语区（Gan）。前面提到的福建9大本土语言中唯一没有在地图上标识出的是畲语，即福建畲族人的母语，分散于福建沿海的山区中，大概由于历史上畲族人在迁到现今聚居地之前曾与客家人混居的原因，福建闽东一带的畲语十分接近于客语。闽南语、闽东语、闽北语、莆仙语、闽中语共同构成闽语，而闽语也是福建使用人数最多的一个语支，客语次之。闽南语是福建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它不仅分布在福建的南部，还分布于广东东部的潮汕一带（潮州话）和西南端的雷州半岛（雷州话），及海南的很多地区（海南话）；闽南语同时也是占台湾人口约70%的闽南族群（河洛人）的母语，在台湾被通称为台语，台湾官方则称之为台湾闽南语；闽南语还是东南亚华人各族群母语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门，包括了福建话（Hokkien）、潮州话（Teochew）、海南话（Hainan）等分支。闽东语是闽语支中的第二大语言，包括了南片的福州话（福州语）和北片的福安话两大分支，且南北两支之间的交流起来非常困难。闽东语（这里特指的是福州话）也是比较国际化的一门语言，它随着历史上的福州移民潮而分布于马来西亚、印尼、文莱、新加坡、美国、日本、英国等许多国家。莆仙语在东南亚也有一些使用人口，但据说现在东南亚的兴化族群基本上很少说母语了。客语则是福建又一门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语言。赣语和吴语则分别存在于福建与江西和浙江交接的小片地区。


这种语言的多元化来自于福建的移民史以及福建多山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从晋代八姓入闽开始的几次大规模中原移民潮带来了上古和中古汉语，而这些中原移民可能和当时福建残留的少数原住民闽越人相互通婚，从而又将一部分古闽越语的元素带入语言中，这些不同时期的移民在福建山水隔绝的不同地区繁衍出了福建的几大族群，而这些使用不同语言的族群又发展出各自独特的文化习俗、艺术和建筑形式等。福建的族群文化是个庞大的主题，不可能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讲清楚，还选择建筑和曲艺这两个在视觉和听觉上最直接和形象的主题来讲讲吧。

福建的古典建筑形式的种类就像她的语言一样界限分明，各地的建筑形式迥然不同。而不同建筑形式的地理分布常常是和某种语言的地理分布相重合的，因此你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个是闽东式建筑、哪个是闽南式建筑、哪个又是闽北式建筑或哪个是土楼式建筑。闽南式古典建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红砖墙、以中庭为中心有明确中轴线的对称布局、以及复杂夸张的屋脊装饰，由于各个布局单元的可重复性，一些闽南式民居规模相当庞大，比如泉州南靖的蔡氏古民居占地面积就超过10000平方米。闽南式建筑主要分布在福建南部的闽南语区（但并非所有的福建闽南族群都使用这一形式，有的闽南人就住在土楼中），还随着历史上的闽南移民潮被带到了台湾，不过像潮汕、雷州、海南一带却没有这类建筑形式（大概是由于闽南族群前往这些地区的移民潮要早于这一建筑的成熟时期），但奇怪的是闽南裔移民似乎鲜有把闽南式建筑带往东南亚的，不知为何。红砖墙配上高度雕琢的屋脊，以及与闽东相比较为保守和稳重的封火山墙形状，让闽南式古典建筑在视觉上很容易辨别，泉州南靖的蔡氏古民居、鲤城区的杨阿苗宅、台湾台中的霧峰林宅都是非常典型的闽南式古典建筑。闽东式古典建筑则主要分布在使用闽东语的福州、宁德地区，其最鲜明的特点是弧度夸张的马鞍形封火墙、白色或灰色的外墙、带雨披和牌堵的大门以及同样以中庭为中心由可重复性空间单元构成的平面布局。其中，马鞍形封火墙是最容易辨别的特征，尽管闽东式建筑存在着地区差异，但马鞍形封火墙却是普遍的。闽东式建筑同样可以占据巨大的空间，实际上，中国目前最大的单体古民居就是属于闽东式建筑的闽清宏琳厝（面积17000平方米），而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则是中国都市区现存占地面积最大的明清古建筑群。
闽北式建筑分布在福建西北部山区（闽北语区），它以精致的砖雕为特征，尤其是大门和檐墙等位置的砖雕特别突出，这些砖雕的主题多以动物和植物花样为主。莆仙古民居则同闽南古民居多有相似，同样也是以红砖砌墙，但与闽南建筑多使用硬山顶的情况不同，许多莆仙民居采用了悬山顶。闽中民居则像是各种建筑形式的混合体（闽南式、闽东式、客家式）。有些建筑形式并非只被一个族群采用，而是由几个族群共同分享，比如享誉盛名的土楼就分布于福建西南部和深南部，是由部分客家人和闽南人共有的建筑形式，比如漳州闽客混居的南靖县，就同时拥有客家族群的土楼（如田螺坑土楼群）和闽南族群的土楼（如下坂村裕昌楼）。土楼外观多呈圆形（也有方形土楼），外墙之内是多层向心的居住空间，包围着中心的公共建筑，土楼内的居民是聚族而居的。自2008年起，福建土楼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像这里多元的古典建筑形式一样，福建的曲艺也是高度多元，拥有34种曲艺形式，很多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剧种或曲种。比如福州族群就以闽剧为典型，而兴化人则有莆仙戏，闽南族群有高甲戏、芗剧和梨园戏，闽北人有游春戏，而客家人则拥有闽西汉剧。在这大大小小34中剧种中，闽剧、莆仙戏、芗剧（在台湾常称为歌仔戏）、高甲戏和梨园戏的影响力尤其大，被认为是福建的五大剧种。闽剧根植于福州，流传于包括福州和宁德在内的整个闽东地区和一些周边地区，甚至还随着福州移民而传播到东南亚，闽剧一般是以闽东语福州话的福州市区腔调为标准吟唱的。莆仙戏据说已有700年历史，用莆仙话表演，但由于莆仙话的局限性，该剧种仅在莆田、仙游以及惠安北部流行。得益于分布世界各地庞大的闽南语人口，高甲戏、芗剧（歌仔戏）、梨园戏这些用闽南语表演的戏曲在福建南部、台湾、东南亚诸国的闽南人社区都广为流传。

尽管福建的语言文化多元性在中国以汉人为主的省份中是最高的，但不幸的是许多人，不仅是中国人，甚至许多福建人都没有意识到这点。我不止一次被人问起“福州人说闽南语吗”或“闽南人不是客家人吗”之类的问题，希望这篇短文能回答这些疑问，让大家更了解福建这片多元的土地。

Fujian: a land of diversity

Interestingly, the first difficulty I ran into when I started this blog, a really annoying one, was to designate a Romanized name for my motherland. In Chinese characters, her name 福建 is a very unique one which could not be confused by Chinese, Japanese, Korean or ancient Vietnamese who share the similar hieroglyphic writing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s (漢字). But East Asian languages hav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of 福建, especially in 福建 itself where at least 9 different native languages are spoken, so the pronunciations become a big problem for a Romanized name. Although the official Romanized name for 福建 is Fujian in mainland China, I really don't like it, simply because it's from Mandarin Chinese (普通話/官話), the official language in China, which is not a native language in 福建 (Fujian) but a language spoken in North and Southwest China. However, since I can't use 9 different Romanized names for one land, I have to choos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names, which are Fujian (in Mandarin), Fukien (in old Mandarin) and Hokkien (in Hokkien/Southern Min 閩南語). Sadly, I excluded the name "Hok-giong" in my mother tongue of Foochow/Eastern Min (福州語/閩東語), because this Romanized name is not well known.

To demonstrate such a complicated situation, I adapted and slightly revised a linguistic map of Fujian from Wikipedia. The 8 languages on this map are all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amily, and they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4 groups: Min (including Southern Min, Eastern Min, Northern Min, Central Min and Puxian), Hakka, Gan and Wu. Min (閩語) is the largest language group in Fujian by both population and area, and has the greater dialectal diversity than any other division of Chinese. And Hakka is the second largest. The Min language group includes Southern Min (閩南語), Eastern Min (閩東語), Northern Min (閩北語), Central Min (閩中語) and Puxian (莆仙語). Southern Min (閩南語), commonly known as Hokkien (福建話) in Southeast Asia, is the largest language in Fujian and a very international one.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spoken in Southern Fujian, Eastern and Southwestern Guangdong (廣東) and Hainan (海南). It is also spoken by a majority of people in Taiwan (台灣), where it is officially named Taiwanese Hokkien (台灣閩南語) and commonly known as Taiwanese (台語). In Southeast Asia, it is the largest language among the ethnic Chinese there, spoken in the Phillipines, Malaysia, Singapore, Indonesia, Brunei, Thailand, etc. The total speaker of Southern Min worldwide is close to 50,000,000. Eastern Min (閩東語), the second largest language in Fujian, has two major dialects: Foochow (福州話) and Fu'an (福安話), who are hardly mutually intelligible. And Foochow is also spoken in Malaysia, Indonesia, Singapore, Brunei, US, Japan, UK, etc by oversea ethnic Foochowese. Northern Min (閩北語) is spoken mainly in today's Nanping region. Puxian (莆仙語), AKA Hinghua (Hsinghua, 興化語), is spoken in the eastern coast of Fujian. Central Min (閩中語) is the smallest of the five Min languages, spoken only by hundreds of thousands in Central Fujian. The Hakka language (客語) is spoken by the Hakka people (客家人), who immigrated to Fujian later than the majority ethnic Min, occupy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Western Fujian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s of Guangdong (廣東) and Jiangxi (江西). The Hakka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population in Southeast Asia. Gan (贛語) and Wu (吳語), the major native language in Jiangxi and Zhejiang (浙江) respetively, distributed on the border between Fujian and the two provinces mentioned above. Of the 9 major native languages spoken in Fujian, the only one off the map, which is also the only none Han-Chinese language, is the She language (畬語) spoken by the She people (畬族人) scattere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n the east coast of Fujian. But the modern She language in Fujian is similar to Hakka, possibly because the She lived side by side with the Hakka in history before they migrated to their present locations.

This linguistic diversity comes from the immigration history and the geographic isolation of Fujian. Waves of immigrants from central China at different eras in history brought the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of different ages to Fujian, and probably the intermarriage between these ancient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 few native Minyue people of Fujian gave birth to the Min language group. The isolated regions in Fujian created by the mountainous terrains helped preserve the linguistic diversity. The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each ethnic group fostered its own unique culture.


Ethnic culture is too big a topic to deal with, so I narrow down this topic to architecture and opera, two objects that are visually and aurally vivid.

Like the languages,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styles in Fujian are distinct from region to regio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architecture styles usually coincide with the corresponding linguistic boundaries. So it is easy to distinguish Eastern Min architecture from Southern Min architecture or Northern Min architecture. The Southern Min architecture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red bricked walls, symmetric layouts with central atria and highly decorated roof ridge, and many of them can be huge, with areas of over ten thousand of square meters (over 2 acres). The most famous Southern Min architectures include the Cai's Mansion in Nan'an, Fujian (福建南安蔡氏古民居) and the Lim's Mansion in Taichung, Taiwan (臺中霧峰林宅). Southern Min migrants brought their architecture to Taiwan, but one question still puzzles me: why does Southern Min architecture only reach as far as Taiwan and I didn't see many of them in Southeast Asia? I really don't know.
Found in the Eastern-Min-speaking regions of Fuzhou (福州) and Fu'an (福安), the Eastern Min architecture is marked by the white or grey walls, saddle-shaped gables and gates with water drip eaves (雨披) and pai-du (牌堵). Eastern Min architectures can be huge, too, in fact, the largest single traditional mansion in China is said to be Hong-lin-cuo (宏琳厝), an Eastern Min architecture in Minqing, Fujian (福建閩清) with an area of 17,000 square meters (4.2 acres); and the largest living traditional urban building complex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s in China is the Three Lanes and Seven Alleys (三坊七巷) at the heart of Fuzhou City, which consists of Eastern Min buildings. Northern Min architecture in Northwestern Fujian is famous for its brick carving, particular on the front gates and walls. The themes of the carvings are mostly plants and animals. With its red walls, the Puxian style architecture is somewhat similar to Southern Min, but it usually has overhanging gable roofs (懸山頂) rather than the flush gable roofs (硬山頂) in Southern Min architecture. Central Min architecture is a style mixed with many styles (Hakka, Eastern Min, Southern Min, etc). There are also architectures shared b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Fujian, like the world-renowned Tulou (土樓), which can be found in southern and southwestern Fujian and is shared by both Hakka and Southern Min people. The shape of Tulou is a circular configuration surrounding a central shrine, inhabited by some clan groups. Fujian Tulou has been listed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since 2008.

There are 34 different kinds of operas in Fujian, including both existing and extinct ones. Almost each region or ethnic group has their own unique operas, for example, the Foochow people have Min Opera (閩劇), the Hinghua people have Puxian Opera (莆仙戲), the Southern Min have Gaojia Opera (高甲戲), Xiang Opera (known as Koa-á-hì or Taiwanese Opera in Taiwan, 薌劇/歌仔戲) and Liyuan Opera (梨園戲), the Hakka have Hakka Han Opera (閩西漢劇) and the Northern Min have Youchun Opera (游春戲). Among these 34 operas, the most influential five are Min Opera, Puxian Opera, Liyuan Opera, Xiang Opera and Gaojia Opera. Min Opera is rooted in Fuzhou and has influence in all over the Eastern Min speaking regions and even in some Southeast Asian Foochow communities. Min Opera is performed in standard Foochow language. Puxian Opera is said to have more than 700 years of history, but due to the relatively small Puxian-speaking population, it is restricted in Putian, Xianyou and part of Hui'an. Thanks to the large Southern-Min-speaking population, Gaojia Opera, Liyuan Opera and Xiang Opera are thriving in Fujian, Taiwan and many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ey are all performed in Southern Min language.

Although Fujian has the highes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all the Han-Chinese-dominant provinces in China, most people remain, unfortunately, unaware of this. More than once I heard people asking me if Hakka is the other name of Southern Min, or if the Foochowese speak Southern Min. Yes, many Chinese, even some Fujianese (not to mention the foreigners) fail to recognize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Fujian. I believe, once they see the uniqueness of the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of Fujian, they'll be surprised. That's why I wrote this article.

All pictures are from the internet:)

所谓的“中央电视台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

如果你是像我一样被“闽南”这两字吸引上网去看这档晚会的话，我相信，无论你是泉漳闽南人、台湾福佬人还是南洋福建人，你一定会被恶心到。开头半小时，你能相信这是“闽南文化节”吗，除了孙燕姿唱了句“天黑黑，欲落雨”（姑且不论孙燕姿讲的是不是潮州话，毕竟潮州话也是闽南语的一支），完全充斥着主题千奇百怪的普通话歌曲，不知道小学先生教我的“扣题”两字是不是早就被扫进了垃圾堆。然后终于弄出一个泉州提线木偶的节目，谢天谢地，导演先生估计您也是看不下去了，觉得该上一个“闽南文化”节目了吧？再往后，有一出南音《梅花操》，整台晚会也就这一个正经的文化节目了。再下去，终于有闽南语歌曲，大概是歌曲串联之类的东西吧，但你千万不要以为终于进入闽南语时间了，因为下一个节目马上又是一堆莫名其妙的歌手唱着莫名其妙的普通话歌曲，然后晚会就莫名其妙的结束了。我本来是不看什么“晚会”之类的电视节目的，今天就因着“闽南”二字看下去，完场之后真的觉得自己很溪猪。看着一群莫名其妙的人，在台上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可怜天下又有多少闽南裔的阿公阿嬤完全雾煞煞。如果央视真要做闽南文化的节目，拜托你们对闽南语和闽南文化有起码的尊重和了解，“闽南”二字不是拿来给你们践踏的。

———— 惊魂未定，提笔牢骚